移民入籍网

　　商洛市山阳县高坝店镇的五龙社区。这里是镇里面积最大的一片移民安置区。

　　商洛市山阳县中村镇移民新区，社区工厂成衣制作车间的女工们正在工作。这些女工都是山里搬来的移民。

经此一“疫”，移民还是不移民？

当舆论浪潮褪去时，终归要回到需求本身。 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移民风向的转变尤为让人措手不及。 疫情之下： “这时候，还能办移民吗？” “全球都有疫情了，移民还好申请吗？” “移民政策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发生重大改变？” “这种时候还有必要移民吗

　　商洛市山阳县高坝店镇栋青村四组，大半村民已经搬离，只剩下一栋栋空置的土坯房，紧锁着大门。

　　栋青村四组，吕建军家的窗户是唯一能收到信号的地方，平时，他们把手机统一放到窗台上。　　3月9日早上八点，吃过了一碗拌着酸菜的面糊汤，李成（化名）就扛着锄头出门了。他得赶在这两天把洋芋种上。今年，他的动作稍慢了些，别人家种的洋芋苗已经冒头了。　　李成摆弄的这块地并不是真正的耕地，而是高速路基上的一块石滩，虽然住上了楼房，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干惯了农活的李成还是闲不住。　　61岁的李成是山阳县高坝店镇桥耳沟村五组人，因为老家发生了泥石流，村里的土地和房屋都被泥沙淹没。在政府安排下，全村整体搬迁，统一住到了镇里的安置房中。　　像李成这样的新移民，在商洛市还有十三万户。在政府启动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他们走出大山，来到城镇生活工作。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南宽坪镇安家门村党支部书记宁启水也提及了自己家乡扶贫搬迁的事情，提交了《关于继续加大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建议》。宁启水说，自己的家乡属深度贫困地区，处处山连山、峰连峰，全村1000多人分散居住在“七沟八梁”上。到现在，全村10个组，仍有4个组不通路，村民购买生活用品，都要自己背着背篓翻山越岭。　　宁启水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启动后，他所在村的4个组共120多户村民，都被划入了整体搬迁范围。“现在4个组还剩下30多户居民，今年都将迁走。”宁启水说，村民们都是心甘情愿搬走的，因为国家政策很优惠。而异地搬迁，确实能解决“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　　3月上旬，新京报记者探访山阳县移民搬迁现状，了解这些走出大山的新移民们的新生活。　　“无名社区”　　李成个子不高，精瘦，头顶已半秃，握着锄头的手被风吹得发红。　　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脚下的这块地让他头疼。村里已经没人记得是谁最先发现的这块地，只记得大约在三四年前，大家都开始圈地，每家用石头圈起一小块范围，清理、翻土、播种。　　但这里并不是种菜的好地方，李成在这里圈了不到三分地，用了大半年才把表面的石块清理干净，但还有更多的石块埋在沙土下面，一锄头下去，金属碰到石头，发出铛铛的声音。他第一年也是种了洋芋，快收获时，遇到暴雨，不远处的小溪涨水漫上来，把地淹了，什么都没得着。　　最近几年，李成明显感觉体力不行了。“腰不行、腿不行、关节也疼。”　　就算收成好，这不到三分地也收不了多少洋芋。“能种点就少买点。”李成说，“反正也是闲着。”前几年，他还出去打工，给人家盖房子，但自从跨入60岁，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向他关上了大门。　　李成现在住的社区是高坝店镇上建设的第一批移民安置房。和高坝收费站相隔不过三百余米，白色的联排二层楼，灰色的瓦顶，屋檐的顶端向上翘起，仿徽式建筑的样式。每套房子一百多平米，上下两层。由于一直没有取名，被称为“无名社区”。　　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无名社区”里更多的是像李成这样的老年人，还有照顾孩子的妇女。　　除了做饭和照顾家人，女人们偶尔也种种地，有时聚在一起打麻将消遣时光。早先几年，张红（化名）也是她们中的一员，但她不常玩，她喜欢呆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绣十字绣。现在家里墙上挂的装饰画就是她自己绣的，绣着紫色的玫瑰花和钻戒，旁边写着真爱永存。她还有一件一米多长的风景画没绣完，用了一年只绣了一个房子。　　今年刚过完年，她在高坝收费站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负责擦洗收费的小屋和打扫院子，一天做五六个小时，每月拿900块钱。　　对于世代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来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困难，但让他们抛弃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融入城镇生活，却并不容易。　　桥耳沟五组的村民们刚搬进社区的时候，每栋房子之间还隔着一条巷道。但很快，有人在巷道里搭起了厨房，接着，越来越多的人效仿，如今，几乎每家每户都进行了这番改造。　　八年里，“无名社区”几乎变了个样。有人在自家门前用砖头垒起了菜地，种上辣椒、蒜苗、卷心菜；社区的广场上，堆着一摞摞柴火——那是村民们从老家搬回来的，烧炭盆取暖、土灶做饭都要用。　　也有人在广场上垒鸡窝，把收集起来的鸡粪堆在广场上晾晒，还有人因被邻居占了地界争吵。　　“以前大家还挺亲的，现在搬到一起住反而不亲了。”张红抱怨说。她开始怀念在村里的日子，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院子。　　安置房的质量也未能通过时间的考验。住进来第二年，就有人家屋顶漏水了。细长、扭曲的裂缝像老人手上的青筋，在屋顶上蔓延开来。雨水渗进去，在白色的墙上生出青色的霉点。　　3月12日，山阳县移民办主任毛警告诉记者，因为原来没有收取大修基金，现在出现问题，就要通过县上统一筹钱解决。“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之后要纳入规范化管理，成立物业公司，按照国家房管部门的规定，向村民收取一定数量的大修基金。以后再出现房屋质量问题，就用大修基金来修缮。”　　目前，社区屋顶的漏水问题还没能解决。几户情况比较严重的人家在屋顶加盖了蓝色的彩钢瓦，暂时缓解漏水。　　从避灾搬迁到扶贫搬迁　　搬迁之前，李成在山里住了大半辈子。柏油路修好之前，从村里到镇上要走几个小时。家家户户住着土坯房，维持生活的几分地，大多在半山腰上，只能种土豆和玉米，每年的收成刚够一家人的口粮。　　2010年7月24日，村里发生了泥石流，24人遇难。　　“那是一次百年一遇的灾害。”村民们回忆。灾难发生的前一天，暴雨下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早上仍未停止。监测点的监测员开始敲锣示警，陆续有村民从家里出来，往对面的山坡上跑。　　张红回忆，早上七点多，大水已经冲到了她家门口，来不及拿东西，一家六口逃到屋后的山上。靠着一箱草莓味酸奶在山顶挨了一天，之后跑到亲戚家避灾。　　高坝店镇副镇长卢军回忆那起灾难时说，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进村的路依然被裹着细沙的黄泥和石块覆盖，脚踩进去就拔不出来。救援队是第三天才进去的。经过几天的搜救，救援人员只找到了其中5名遇难者的遗体，其余19人，被永远埋在了泥沙下面。　　山阳县泥石流发生前的一周，几百公里外的安康市也发生了特大暴雨洪水灾害。据安康市政府统计，截至2010年7月20日，该市10个县区、168个乡镇受灾，47700间房屋倒塌，35人死亡，120人失踪。　　陕西省陕南移民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陕南移民搬迁白皮书》显示，2001年至2010年，陕南地区因灾死亡或失踪的有590多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60多亿元。　　2011年5月6日，陕西省启动为期10年、投资逾千亿元的陕南移民搬迁工程，受地质、洪涝灾害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的，离行政村中心较远的、人口规模小的、经济收入来源少的或无发展潜力的村都被列入了移民搬迁的范围内。　　2015年11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提出，用5年时间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力争“十三五”期间完成1000万人口搬迁任务。　　陕南移民搬迁工作的重点随之由避灾生态搬迁调整为易地扶贫搬迁和同步搬迁。　　《“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实施后，商洛市规定，贫困户可以享受到更加优惠的搬迁政策。每人只需要缴纳2500元、每户总额最高不超过1万元就可得到一套人均不超过25平方米的毛坯房。　　刘大来（化名）就适用脱贫搬迁政策。他住在高坝店镇栋青村六组，从2012年开始，邻居陆陆续续都迁走了，他成了组里唯一的“钉子户”。　　“还不是因为没钱。”刘大来说。如果按照2011年实施的陕南移民搬迁政策，他可以享受5.5万元的购房补贴。即便如此，剩下的七八万他也拿不出来。但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刘大来作为贫困户，和两个孩子一共只需交7500元就能住上新房了。　　现在，刘大来每天扳着手指头盼着新安置房落成，“着急，但上面说了，今年住上肯定是没跑了。”　　按照规划，商洛市将于今年6月底完成安置房项目的全部建设，12月底完成整体入住。整个商洛市最终将有60万人搬离山区。　　“想把他们留下来，就得让他们有事做”　　按山阳县移民办副主任周文理的说法，移民安置点的选址秉承着“三靠近”、“四避开”的原则。靠近城镇、中心村和园区景区，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洪涝灾害威胁区、生态保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　　建在高坝店镇政府附近的五龙社区是镇上面积最大的一片移民安置区。白房灰瓦，从二层小楼到五层楼房，依次递增。　　社区里有配套的小学、中学，只需几分钟，就能从安置区走到学校。社区路边有公交车，蓝色的车身，往返于县城和镇上，一块钱能坐一圈。　　每天傍晚放学时，社区的广场就聚满了孩子，这里是他们的游乐园。张红的两个孩子都在这里读小学，为了送孩子上学，她专门买了一辆白色的小摩托车。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十分钟就能到学校。“若是住在原来的村里，孩子上学至少要走一个小时。”张红说。　　搬到镇上之后，杨洁（化名）爱上了散步。她也不再穿着自制的棉鞋到处乱踩，脚下的高跟黑皮鞋总是擦得很亮。　　前几天，她学会了玩抖音，切换到商洛频道，翻来翻去，都是附近的人。她的老公喜欢看手机上的趣闻，每天吃饭前后都要靠在沙发上刷一会儿；儿子最爱打王者荣耀，是游戏里的高手。这是老家无法给予他们的，那里没有基站，手机完全接收不到信号。　　李改花（化名）则做了微商，卖洗发水和面膜。她是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人，明亮的姜黄色大衣，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五龙社区有专门的快递接收点，方便发货。她卖的产品售价不高，但村里人不喜欢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她直言赚不上什么钱。　　五龙社区也有配套的菜市场和超市，但买菜的人不多。移民们还不习惯买菜吃，他们把家里所有能种东西的器皿都搬出来了，脸盆、水缸、保温泡沫箱，在里面种蒜苗、辣椒和小油菜。　　住在五龙社区的年轻移民们，大多还是同搬迁之前一样，选择外出务工。刚过了正月，男人们都已经收拾行囊出发了，他们多数去了西安，从事建筑或装修这种对学历要求比较低的行业，平均一天有200来块的收入。　　“想把他们留下来，就得让他们有事做。”周文理说。从2018年以来，县政府通过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入驻安置社区，兴办起社区工厂，为不能外出打工的移民提供就业机会。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就业机会，只要你感兴趣，就可以来上班。贫困户优先考虑。”周文理说。　　中村镇的一个移民安置小区内，社区工厂的一个成衣制作车间机器声轰鸣。车间有一百多个平方米，整齐摆放着一排排缝纫机。平时，80多个工人在这里工作，几乎都是女性，她们负责把裁剪成块的布料拼接成成衣。　　周姐是车间里的技术师傅，负责教授技术，检验产品质量。周姐说，这些女工都是山里搬来的移民，从走线到钉扣，练习一个多星期就能上手了。工人们赚的是计件工资。“手快的，一天最多能做25件。”　　为了吸引更多企业，县里提供了非常优惠的入驻政策：第一年免租赁费，第二年免50%，第三年免20%-30%。山阳县政府网站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全县建成服装加工、肠衣护套加工等扶贫社区工厂78个，为安置社区里的5450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计划到2020年，建成100个标准化社区工厂，实现所有移民搬迁安置点全覆盖，带动10000人稳定就业。　　阵痛期　　没搬迁之前，杨洁住在高坝店镇栋青村四组。那是一个位于秦岭深处远离城镇的村庄。　　四组原来有三十几户人家，如今已经空了大半，村口的小卖部也搬走了，只剩下一栋栋空置的土坯房，紧锁着大门。木门上红的、绿的油漆大多已经剥落，露出木头原本的颜色。　　搬到镇上之后，杨洁的婆婆时常念叨着老家。她不会用煤气，也吃不惯用煤气灶炒出来的菜，觉得吃着不香，吵闹着要回去。杨洁劝她，你还回去弄啥？村里都没人了。她低着头没说话。　　为了防止老人返回村里发生危险，移民办想过很多办法。他们曾和迁入地所在的镇政府签监管责任书，每年汛期，只要有人回村，镇上都要派人跟随规劝。　　但即便如此，依然拦不住老人们回去的脚步。年近70岁的赵贵（化名）就带着老伴又回到了村里。“闲得急人。”他说。　　“这是一个暂时的过程。从长远角度讲，村民们慢慢地都能接受。另外，随着宅基地腾退的推进，等把老房子拆掉了，他们都会融入到新的社区生活中去。”周文理说，他把这种现象称为“阵痛期”。　　回到村里，赵贵每天早上八九点就背着镰刀进山挖葛根。山坡上生长着野生的葛根。粮食只能卖几毛钱，这个却能卖两块多钱一斤。　　赵贵每次进山，能背出一百多斤葛根。上一周，他四天就挖到了五百多斤。新鲜的葛根汁水饱满，质感和甘蔗类似。一刀劈开，有些纹路清晰，中间有年轮样的花纹，有些是白色的，带着潮湿木头的清香。　　赵贵还有好几亩地，种着玉米、土豆。在这里，村民们吃自己种的作物，摘野菜，连药材都能从山里找到。前几天，村里有一家孩子发烧了，家里的老太太就从山上采了黄皮根和柴胡煮水给他喝。　　“到了下面，喝口水都要花钱买。”吕建军（化名）说。　　3月10日上午，他从镇上带回了新鲜的肉，切成块挂在厨房的天窗下面。村里没有冰箱，山风能保证肉不变质。　　午后的山里是宁静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在山里显得异常清晰。大山挡住了纷杂的车马声，也把电话信号挡在了外面。吕建军家的窗户是唯一能收到信号的地方，平时，他们把手机统一放到窗台上。　　中午，亲戚打来电话，他够不着窗户，踩着小板凳，歪着身子贴在墙上，把头又往窗口凑了凑，大声喊着“喂，我在沟里呢。”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