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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出版以来，美国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便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通过讲述美国出生的女儿与其移民母亲之间冲突与和谐的故事，探究了华裔移民第二代的身份危机与重建的主题。

作为华裔移民第二代，小说中的女儿们虽然生就一副中国人的面孔，但其思想行为已经完全美国化了。她们的思想观念与她们母亲的迥然不同，母女关系因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而她们不得不在两种文化之间挣扎，因为她们既不认同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被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所认同——她们虽然生为美国公民，但她们依然被白人视为“他者”，结果遭遇了巨大的身份危机。起初她们排斥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要走出身份危机并构建新的身份，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促使她们最终实现了与母亲的和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

一、种族歧视和文化冲突下的身份危机

尽管华裔第二代移民已经相当程度上被美国化，但他们仍因自身种族和文化的烙印而被主流社会视为“他者”而遭到歧视。例如当罗丝见到未来的婆婆乔丹太太时，乔丹太太向她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泰德不能娶她。她一再提醒罗丝，泰德想成为一名医生，他的妻子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期望，而她又暗示越南战争如何不得人心。在她看来，罗丝与泰德的结合肯定会危及到其儿子的前程。通过提及越南战争，乔丹太太暗示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亚洲人在美国白人心目中的形象都是不光彩的。

萨义德认为“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 []（P426）而乔丹太太的态度说明在美国白人心目中，华人同其他有色种族一样，都是不同于他们自身的“他者”，其种族与文化都是低劣的。

小说中的女儿们为避免被主流社会视为“他者”而极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为达到目的，她们不惜摒弃自己的种族和文化身份。然而她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她们在白人眼中的“他者”身份注定了她们被歧视的命运。同时，女儿们对自己种族文化身份的弃绝，直接导致了与母亲关系的紧张。因为母亲急于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给她们，而她们却十分推崇美国的文化模式。这就必然导致母女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正是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表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长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作为母亲……有安排女儿生活的权力，而女儿则有义务服从。” [2]（P36） 然而，在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下成长起来的女儿，自然无法容忍母亲这种观念。例如晶妹的母亲为让女儿学习钢琴，每周都为钢琴老师打扫房间，并为女儿买来钢琴。然而，晶妹却不了解母亲，认为自己有权利不学钢琴。为了制止母亲“愚蠢的骄傲”，她甚至故意在才艺展示中败北。随后，当母亲让她继续练钢琴时，她毫不退让地喊道：“你喜欢的那种女儿，我永远也不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我希望你不是我的妈妈。” [3]（P145- 146）

尽管小说中的女儿们对美国主流文化盲目推崇，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但她们却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统，因而免不了沦为边缘化的“他者”，于是陷入了空前的身份危机之中。

二、母女关系的和解与新身份的构建

尽管小说中的母女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最终都实现了和解。这种和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母女双方共同的努力。

首先，母亲必须努力跨越文化的鸿沟，打破对过去的沉默，消除女儿对她们的成见。这是母女和解所必需的，对女儿的身份构建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她们要构建的新身份，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例如韦弗利一直不屑于听母亲林冬讲述过去的事，这让林冬很担心。她坚持要让女儿“必须明白实际情况，她如何到达美国，如何结婚，如何失去了中国人的面孔，为什么变成了那样。” [3]（P296）

同时，和解过程也离不开女儿们的参与。当感情与生活因身份危机陷入困顿的时候，女儿们终于意识到，要走出身份危机并构建新身份，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韦弗利长大后，当发现自己新身份的构建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时，她就开始有意识地弥合与母亲的隔阂了。小说中，当韦弗利和她的美国未婚夫准备去中国度蜜月时，其未婚夫提出了邀请林冬一起去的建议，她对此深表赞同：“我们三个，抛开分歧后，在飞机上加强合作，并排坐，升降，从西方到达东方。” [3]（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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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母女实现了和解，女儿就很快找到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并构建起新的身份。这在晶妹的故事中得到了印证。小说最后，晶妹带着母亲的遗愿来到中国，与同母异父的两个姐姐相见，期间她意识到自己作为华裔移民的特殊身份。与小说中其他的女儿一样，晶妹与母亲曾经相当疏远。尽管很久以来，她忽略了母亲的故事所蕴含的意义和母亲固守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但当她与姐姐们相见，并告诉她们母亲的故事时，她实现了与母亲的和解。此次中国之行，为晶妹与母亲的和解提供了契机，也为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条件。而这次中国之行还代表两种文化的融合，这为晶妹构建新的身份奠定了基础。

小说中女儿们新身份的构建，是随着母女关系的和解进行的。而这一和解过程，既是女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中美文化从碰撞到融合的过程。在女儿身上，我们“既看到中美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对立，又看到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4]（P91）而两种文化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混合体，而华裔移民第二代的新身份就在这种混合体中构建起来，“正是在这种“阈限的（interstitial）有限空间内文化上的差异实现了某种结合，所产生的结果便是对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构’。”[5]（P40）就这样，作为华裔移民第二代，小说中的女儿们最终在霍米·巴巴的“阈限空间”里构建了自己的新身份。

三、结语

谭恩美在《喜福会》中“探讨了文化多样性和美籍华人的族裔身份等概念，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种族和文化交流观念的转变和多元文化信息的传递树立了榜样。” [6]（P173）小说中的女儿们在母女关系和解的过程中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母亲的帮助下，最终走出了身份危机，构建了自己的新身份。而借助后殖民主义的“他者”与“阈限空间”理论来研究跨文化、种族和代沟语境下新生代移民的身份危机和构建问题，则为我们研究谭恩美其他小说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新的批评模式。

参考书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

[2] Sun Y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oy Luck Club from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M.A. Thesi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2006.

[3] 谭恩美.《喜福会》[M].田青（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

[4] 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3).

[5] 王宁.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南方文坛》，2002(6).

[6] Zhang Qiong. Ambivalence & Ambiguity: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Beyond Politics and Ethnography [M]. Shanghai: Fudan Unversity Press, 2005.

作者：王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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