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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停战诏书，意味着硝烟弥漫整个世界的二战到此结束，此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首要任务都是安抚国民，重建国家，尤其是日本。

战后的日本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战后重建。不光是国内被战火荼毒的民众，被炸毁的建筑，还有要接收海外的日本移民的归来，大量海外日本移民的归来，让本就负重不堪的日本经济压力倍增，已经岌岌可危。

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这些移民最终还是让日本政府“消化”了，但与此同时，在巴西的日本移民仍在翘首以待等着母国“战胜”的好消息，他们在异国他乡隐忍自重的生活着，即便面临当地政府弹压，他们依然不屈不挠，因为他们坚信“神国不败”。

但是后来，他们之中流传了一句“谣言”：日本败了。这句“谣言”在巴西日本移民团体引起的震动，不次于再次投放了一颗原子弹，他们无法接受日本会败，于是他们认为传播谣言的人都是“国贼”，是出卖祖国的叛徒。

因此，一方坚持日本胜利，即“战胜派”；一方得知真实消息，知道日本已败，即为“战败派”；战败派的人试图说服战胜派接受这一事实，但战胜派反而认为“战败派”背弃了天皇，是日本的“罪民”。

双方都坚持己见，最终不可避免走到了对立面，而这种对立随着双方成见愈加深重，最终竟导致暗杀事件发生。

吾辈青年团员在日本精神之下效忠天皇陛下，并于一切恶意宣传当下时局的用心叵测之辈划清界线。……于此，吾辈再次声明，坚决与宣传祖国战败、诋毁皇军之卖国贼一刀两断。——《声明书——伯剌西爾時報》

据统计，自日本战败后，巴西20万日本移民社会就陷入了分裂状态，战胜派对战败派进行了100余次暗杀行动，导致23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混乱的状态导致日本移民社会陷入崩溃境地。

究其原因，是日本政府没有及时对巴西日本移民告知实情，甚至可以说根本不重视他们，似乎将他们当作了“弃民”一般，这是为什么？

客观来说，因为移民身居他国，母国是不便参与对其的直接管理，只能是通过各种外派机关在本国移民与当地政府之间进行斡旋。而战后初期，日本在宣布投降后不久，便迎来了同盟国的占领。

当时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君临日本，成为了“八千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并开始对日本实施一系列民主化政策，促使日本的旧统治体制迅速解体。

于是解除公职令、战后的政党恢复与首次大选、新宪法的制订等使得日本政界应接不暇。而此刻日本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状况也不容乐观。

战争的失败自是摧毁了日本的经济，工业上的凋敝造成的生产率低下与恶性通货膨胀，加之大量的失业人员，给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而最为严重的是粮食问题，随着日本的战败，退伍军人以及满洲移民大量回归，导致了耕地的严重不足。刚战败的日本又因失去了粮食进口的来源，1943年的农业歉收和激增的归国人口，这一切都造成了大米严重紧缺。

1945年度，大米的产量仅为390万石，只有平年收成的六成，每人一天只能配给300克口粮, 到了1946 年更难以为继。

而就在这窘境之中，地主为了挽回战时的损失，强行增加地租和收回租地，农地改革的消息传出后，撤佃、夺佃更是猖獗。

由此，各地农民为此展开了反夺佃反法西斯村政的斗争，在进步政党和组合运动家的领导下，农村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一时间大有工农结成联盟要求土地革命之势。这不论对于日本政府还是麦克阿瑟来说，都成了当下的燃眉之急。

因此，此时丧失了独立外交权的日本政府无力也无暇顾及远在地球另一侧的巴西日本移民社会。 但这也不能成为日本政府回避其应对在外移民担负责任的理由。

而日本政府作为向巴西移民的政策制订者与施行者，它在整个移民活动中都体现出责任的缺失与对移民的不重视。

日本从一开始就将移民视为减缓国内人口与粮食压力，并获取资本的工具。

19世纪80年代，西南战争的爆发迫使幕府大量发行纸币，其后果自然导致了通货膨胀。无奈之下，明治政府只得采取增加消费税和地方税收等经济紧缩政策，但这同时也导致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与倒退。

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社会进一步解体，贫农与失业者的数量与日俱增。而自1898 年起，日本的人口增长更进入了一个高速期，人口增长率均保持在10%以上。

在距离首批巴西移民两年后的1910年及其随后三年期间，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4.78%。这对地狭人稠的日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于是，迫于生活压力，占日本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农民要求减轻地租、减少负担，并在各地掀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农村也逐渐成为日本国内社会动荡滋生的温床。

简而言之，此时摆在新政府面前最为紧迫的两大问题分别是资本匮乏问题与人口过剩问题。而向海外移民恰恰是解决这些难题的一剂“治标”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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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个中国富豪已移民，取得外国国籍，很多人还以为他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口的优势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富豪，虽然按照比例来说并不算多，但是如今机遇越来越多，不少人都抓住了机遇，虽没有登上富豪榜，但是收入也都不菲了。富豪们挣着我们的钱，所以也不好移民国外

将过剩的国民送至海外，既减轻了国内的人口压力，同时这些移民向国内源源不断的汇款又增加了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对日本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一箭双雕。

而这种思想，也普遍见于当时日本国内大力倡导海外移民的诸多有识之士的言论之中。如1926年发行、名为《移民之友》的宣传册上，就登载了如下主张：

“为减轻因‘人口过剩’带来的压力，我国应在谋求海外资源、促进国内生产及加大输出的同时，以最大之努力哪怕多送出去一个移民也好，让他们获得他国的财富，消耗他国的食粮，而哪怕一人仅能占据他国一坪之土地，也能向我国国内之艰难局面施以援手。”

于是在此类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的移民活动得以展开，并成为其诸多国策中的一部分。 但此时毕竟离日本近代化的发端仅仅百年不到，国内困难重重、百业待兴。

移民事业更是开国十来年间刚刚起步的新事物，因此，作为推行者的日本新政府可以说是毫无经验，无暇也无力像后来在满洲移民活动中那样，对移民地进行详细的调查与评估。

在向巴西正式移民之前，政府仅是派出几个官员与热衷移民事业的人士去巴西走马观花“考察”了一番，在他们的归国报告书中，并未见到详实、科学的数据与评估，而大多写满了巴西各州官员对移民活动的热情与诚意。

但这与最初的日本北美移民活动相比，却是前进了一步。这也与巴西移民活动在日本整个移民历史中的地位有关。

纵观日本近代的移民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两个基本的形态： 短期移民，更为确切地说应为“打工移民”；长期移民。

各自的典型代表则为19世纪80年代的夏威夷移民，与20世纪30年代的满洲移民。而日本的巴西移民活动则正处于这二者之间的过渡期，这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体现，因为前者仅为获取资本，而后者则伴随着领土扩张的明显意图。

因此在日本的巴西移民活动中，挣钱还乡与移民地建设是并行不悖的，是一个试验品。后来我们知道，日本在向满洲移民之前，就对当地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人文、自然等各层面的详细分析与报告，这与巴西移民活动相比，后者如同儿戏。

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府来说，向巴西进行移民不过是减缓国内经济与人口压力的手段，而行为的主体——移民，则是实施这一手段的工具而已。

不管是战前、战后，日本政府都表现出了对“移民”的不重视。

在整个移民活动中，日本政府所做的仅是筹措了一笔船费，然后将这些国内的“烫手山芋”送出去而已。他们既没有对巴西进行详细的考察，也没有对移民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这也使得初期移民地建设中牺牲者层出不穷。

1915年，平野运平在松村领事的支持下建设了第一个日本人移民地。但在原始丛林中开辟一片乐土又何其艰难，陌生的环境加之知识的匮乏，使得该殖民地刚起步就发生了疟疾。1916年1月牺牲者陆续出现，驻地背后的墓地中，垒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土馒头”：

妻子丧夫，丈夫丧妻，白发人送黑发人，因疟疾发烧的孤儿跌跌撞撞前往墓地寻找双亲。村头吉武一家，夫妻双亡，只剩祖孙二人。数日之后，人们前去探望，只见祖母早已去世，身上已生满蛆虫，而年少尚不省事的孙儿却不知长辈已去，兀自捉了祖母身上的蛆虫丢与一旁。

此外，政府时刻告诫移民们不要失却大国气度，即不要给母国招惹麻烦。而领事馆虽然通过移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与自治机构对移民进行了管理与控制，但这并非出于促进移民生活向上的考虑，而是为了保证其对母国的忠诚与依赖，以便使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母国汇款。

当时在移民船上工作的医务人员南垣内操，在1973年的采访中对藤崎康夫这样说道：仅仅为了节省粮食就把他们送了出去，就如同丢弃垃圾一般。仅我们送他们下船然后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再返回桑托斯时，就听见这谁死了那谁死了的消息，真是让人伤心。

而当这些贫苦的移民向盼望已久、来自祖国的视察官员报告自己的苦情时，这些官员却说到：

“你们就真的如此艰难吗？我国并非不愿为你们作出牺牲，但你们的诸多要求，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先例。你们实在是让政府感到头疼。而你们的自身处境，难道不正是你们自找的吗？”

即便是战后，那个新兴的民主日本也并未将巴西日本移民视作自己的责任。

就在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同室操戈，流血事件频发期间，国内仅是对战胜派有所耳闻而已，至于还酿成了杀人事件，报纸完全没有报道。即使有，也仅为一些战胜派从巴西带来的漫画和轶闻而已。

由此可见，至始至终，日本政府都在移民事业上表现出了责任的缺失与对移民这一群体的漠视，使得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的局势长久以来混乱不堪，且缺乏一个正确的引导与制约。

就这点而言，日本政府是责无旁贷的。正如原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巴西分社社长宫腰千叶太所说：

“正因为政府并没有认真对待的打算，才酿成了如今的局面。如果政府插手的话，就不会酿成如今的大祸了，而移民间的纷争也就会烟消云散吧。但就这点而言，从一开始就有巴西日本移民实为弃民的说话，而今看来，确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