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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又回移民的时代？

作者：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二辑（总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在很长时间内不是简单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分析单位很多时候变成了以国际关系替代世界政治，国际关系成为用得更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甚至我们在看世界政治的时候往往也是用国际关系的视角，直到现在也基本是这样。国际关系这个学科也好，事实上的国际关系，乃至大国博弈也好，基本还是在国际关系这个框架下。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一直就不只是国与国的关系，或者不是仅仅用国际关系就能看得清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重新回到世界政治的概念。世界政治听上去好像是跟国际关系差异不大，然而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背后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关于如何看待移民这个现象，笔者借用“移民的时代”——这是著名学者史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1983年出版的一本书的题目（“The Age of Migration”）。大概从1995年起我参加了他组织的移民研究网络（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背后主要研究的是移民现象，其目的是想要分析世界层面社会变迁的另外一个脉络，就是不以国家为单位，而是用世界政治的方法来处理这个跨越国家边界的移民问题。当时我们用的方法更多还是社会学的，还不是从世界政治的角度出发。今天，随着新一轮的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新的研究范式呼之欲出，或者已经不断地浮现，人们越来越发现，即使是国际关系的问题也不应只用国际关系的视角来处理。大国关系也许从世界政治的角度会看得更清楚，当然也包括历史的角度，历史上大量的变迁恰好是在世界政治视野下发生的，即使从移民的角度，狭义的是劳动力的流动，广义的是人口的迁移。笔者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国与国的关系，也包括我们最熟悉的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和人口的跨国流动。我们今天看到的贸易战，是商品在国家之间流动形成所谓的贸易不平衡吗？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就说过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商品输出的地位越来越被资本输出所取代，或者资本输出已经具有了和商品输出一样的地位和意义，乃至于今天我们看到，资本输出变得更加重要了。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与那么多国家出现贸易不平衡，因为美国才是资本输出大国，要以此保持自己的金融霸权地位。这样，美国靠输出资本，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那怎么会平衡呢？

今天，或者说冷战结束以后，除了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和人口的跨国流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息的流动，而且是越来越快、越来越爆炸式的、瞬间的、横向扩散式的，甚至是无限量的流动。信息古已有之，但是它现在又重新变得如此重要，如此规模和速度的流动是以前没有过的。另外一个类似的流动就是人口，或者移民，人口迁移，其中不仅包括劳动者，也包括投资者、旅游者、求学者，等等，还包括所谓非法的（illegal）、无证的（undocumented）、延长滞留的（overstayed），甚至还有难民性质的和“恐怖主义者”性质的人口大规模地在世界层面快速流动，这在冷战结束前是很少见的，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国家体系成为世界性现象以来也是少见的。如果说移民古已有之，但近代以来，由于国家边界以及国家间关系，人们被限定在一定的国别范围内（或欧盟那样区域范围内），超出这一定的范围就要用一定的手段或依据才能离开，需要获得诸如护照、签证等，实际上人的迁移不是因为有了民族国家架构之后就被中断、中止了，它可以改变形式，也可以放缓，包括当经济下行时，也有战争或动乱的原因，而且它本身其实也可以引发战争和动乱。

今天欧洲正面临着新一轮的难民危机，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个方面是当我们还站在自己所处的民族国家地位或立场，用自己这个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那他们是外来人，有的是非法移民，有的是难民。但是如果从全球化、全球流动的角度，这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几个流动，即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和人本身的流动，从这个更大范围来看，那就不是该不该流动、合法不合法流动，以及由此该不该带来这些矛盾和冲突。在研究意义或认知意义上，最大的内在冲突，是当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已经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快甚至呈几何级数的量和速度跨国流动时，政治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地方化，政治不是一个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而是一个非常地方化（local）的现象，各国政治——无论是选举期间还是平时的政治运作中，所关心的主要是人们自己生活所在的地方，有时候连所在的国家都不是，只是所在的具体地方（州或者邦、省）的就业、福利、保障等。即使是美国的选举，都不是美国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而是人们所在州的就业、福利、基础设施、医疗，非常具体的地方性事务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性事务，是政党之间斗争的最重要议题。

澳大利亚移民VS加拿大移民对比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留学和移民大国。两国在移民政策、国家概况、对中国人的友好程度以及移民难易程度方面有什么不同？今天，让我们从经济、气候、产业等方面对两国进行比较，以便您有更好的选择。 经济 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相对简单，基本上是矿业等少数行业

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越来越全球化与政治越来越地方化之间产生的张力，用传统的国家概念或国际关系角度已不足以解释。当史蒂芬·卡斯尔斯出版《移民的时代》的时候，至少到那时，无疑民族国家还是最重要的范式，在冷战高峰或冷战刚结束的时期，人们还是最多把移民当作个案、特例、少量的现象，无非是给予签证还是不给予签证，是把这少量的非法移民抓起来送回去还是留下来使其（逐渐）合法的问题。记得那会儿在英国，有过一船来自北非的移民，他们出点儿事就变成了很大的新闻，当时大规模跨国移民还不是主要的世界性现象。

但随着经济越来越跨国化或全球化，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力量也越来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民族国家还是最重要的基本单位时，跨国公司所拥有的资产已经十分惊人，前十大跨国公司的资产已经超过了当时联合国里排在最后的一百个国家的10倍左右。列宁讲的资本输出概念，为什么资本输出变得比商品输出更重要？资本的本质是追求成本低、回报快、利润高，哪里这样它就去哪里投资。列宁那个时代，资本输出具有了比商品输出更重要的意义，只不过后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1945年确立的世界秩序，人们更多地又回到狭义的国际关系。

再看移民的时代，其实历史上人口流动也曾是社会变迁的主轴和常态。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很长期间内并没有民族意义上的国家架构，也没有现代的公民、边境等概念。今天，如果世界一方面经济技术等越来越全球化、跨国化，快速甚至超高速流动，另一方面政治却还是非常地方化，那么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的冲突和矛盾，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并因此需要新的范式转化，比如重新引入世界政治的范式或视角，笔者认为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上述冲突不仅是现象层面的，比如说这一轮欧洲的难民危机这种现象层面。我们也经历过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现在回顾是70年，或者改革是40年了，但改革之初讲过中国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第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是乡镇企业，第三就是农民工流动，这也是现象层面的，然而这类社会变迁还没有在我们原来的分析框架里面，使得它的作用和意义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或者要过很多年才能意识到。

在世界政治层面，我们是否真的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不仅事实经验现象层面在变，而且后面基本的结构、产生这种结构的机理机制也在变，因此认识它们的范式和理论、方法，也需要变。就是要从原有的世界政治层面的升级版来看待今天跨越国家边界、超越区域，甚至还有超越肤色、文化、族群等，虽然这些东西都在起作用，包括受教育程度，以及看得见的合法或是不合法，是经济的原因，还是政治、社会的原因，以及文化原因带来的人口迁移或流动。人口流动是和商品、资本、技术、服务、信息等，甚至包括知识生产及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这样一系列跨国流动相适应的，或者本身就是这当中的一部分。这样来看，反而“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因此，处理危机风险就不是危机管控意义上突然出了个事，我们如何把它处理一下就过去了，就回到“常态”了。近期关于香港的事情大家也很关心，它不是偶尔爆发一个事我们马上处理一下又回归“常态”的问题，相反，它也体现着不确定性，包括危机和风险，这成了常态，而在这个常态下再看世界层面的社会变迁，那整个图像就变了。

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只是应该多走一步、多看两步，而是要不被原来的分析框架所束缚，这样来看待国际关系和国家本身；如果是从非国家的角度，比如说从全球的视野和角度来看国际关系，也会对国际关系本身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今天我们处理好多外交事务、国际事务也会有不同于狭义的国际关系的认识，不论是主导国家、霸权国家还是小国、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在国家范式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都不是简单地只用国际关系视角就能看清楚、讲清楚的。这样，就可以重新把世界政治的概念和范式引入国际问题的研究中来，至少可以增加一个认识全球性的人口流动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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