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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以色列国内有110多万俄罗斯裔犹太移民，人口占比约15%，是以色列国内最大的移民群体。俄罗斯裔犹太移民通过组建政党积极参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生活，并逐渐发展成为影响以色列政局走向的 “关键少数”，同时还是以色列创新经济和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智力和人力资源。然而，在文化和社会领域，俄罗斯裔犹太移民始终同主流社会的欧洲裔犹太移民保持着一定距离，处于亚文化地带，有时甚至会做出违背犹太教义的行为。他们到达以色列后，不但巩固了以色列的犹太属性，还成为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争夺土地和水资源的先头部队，导致以色列政治生态进一步右倾化，影响着巴以关系和地区局势的未来走向。该群体还成为近年来俄罗斯同以色列关系长足发展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

俄罗斯裔犹太移民；“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创新经济；俄罗斯与以色列关系

作者简介

张馨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

正文

图片来源：Maxim Shemetov/AFP

引言

以色列是一个移民社会，俄罗斯裔犹太人是该国最大的移民群体。以色列和俄罗斯两国学者对该群体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西方国家对此也有关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俄裔犹太移民史的研究，这些研究以通史研究为主，考察大流散过程中犹太人逃亡至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生存繁衍，并受俄国内政治的影响，被迫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过程。二是对不同时期俄罗斯和以色列国内移民政策的分析。有学者通过分析1957年至1989年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苏共领导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等苏联官方有关犹太移民问题的档案，以及一些官方新闻报导，得出苏联高层在看待犹太移民及政治决策上存在普遍分歧，犹太移民沦为苏联国内政治牺牲品的结论。此外，以色列出于建国和发展需求，一直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并积极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第二次苏联犹太人移民潮中，美国为帮助被拒绝移民群体在民间和官方做了大量工作。有的文献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三是分析俄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建国和发展的积极作用。有学者指出，脱胎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基布兹是以色列建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四是分析苏联时期犹太人的生活状况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遭受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旨在揭示犹太复国主义在苏联产生、发展以及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必然趋势。五是对俄裔犹太群体内部不同亚群体的比较分析，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曾长期出版期刊《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Jew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囊括了对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犹太人的研究。此外，也有俄罗斯学者将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国内和移民海外的犹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进行比较，提出俄罗斯犹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俄罗斯属性和犹太属性之间来回摇摆的身份认同问题。

相对于国外研究，中国学界对以色列俄裔犹太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20世纪90年代苏联犹太移民群体的考察上。有学者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俄裔犹太移民形成和融入以色列社会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问题，认为俄裔犹太移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已成为影响以色列政治格局、外交政策乃至中东问题的重要变量。更多学者认为，苏联犹太移民问题是苏联历史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苏联对犹太移民采取的限制性政策，造成了大量以政治目的为导向的犹太移民。还有部分学者对犹太移民对以色列经济的贡献做出了分析，指出大量俄裔移民刺激了以色列国内需求，推动了以色列高新科技和创新经济的发展。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以色列国内的俄裔犹太移民群体进行了分析，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对苏联解体前后的犹太移民群体分析得较为透彻具体，但对于21世纪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群体在以色列社会现状的分析较少，未能体现该群体最新的发展和变化。其次，这些研究侧重从经济层面考察俄裔犹太移民群体对以色列的影响，对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其他层面的分析略显不足，未能从整体上对该群体的来源和影响进行阐述，且缺乏对最新动态的跟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外部分研究存在明显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斗争倾向，对苏联的历史和政策解读不够客观公正，需要辩证看待。本文的研究力图弥补这些不足，并全面阐述俄裔犹太移民在当前以色列的地位和影响。

一、俄罗斯裔犹太移民的形成

移民是指以定居为目的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移动，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现象。犹太人常年散居世界各地，但始终对返回两千多年前的故土——巴勒斯坦地区怀有虔诚的宗教和民族热情。可以说，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既向外流散、又向内聚合的历史，而犹太民族的移民史就是半部以色列国建国史。俄罗斯曾是世界上犹太人口最集中的国家之一。犹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为俄罗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犹太人经常沦为俄国内政治的牺牲品。为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俄罗斯犹太人几次掀起移民浪潮，其中很大一部分选择移民以色列，这为以色列的建国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俄罗斯犹太人的形成

犹太人在近两千年的大流散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分支。按照传统的分类方式，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米兹拉希犹太人等。这些名称虽然反映了犹太血统的源起和流变过程，但有些已经过时，难以完全概括现代犹太群体的共同文化特征。本文提出“俄罗斯犹太人”概念，泛指生活在现俄罗斯联邦及独联体国家中的犹太人，时间上包含古罗斯、沙皇俄国、苏联、俄罗斯联邦等各个时期，地理上包括苏联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如居住在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犹太人。他们受原住国同化和融合作用的影响，都使用俄语，具有共同的俄罗斯文化特征，且这一倾向在他们移居以色列之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俄罗斯犹太人的形成是犹太人大流散的结果。犹太人自公元前13世纪末从埃及迁居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000年左右建立以色列国，公元70年，犹太人被罗马人彻底赶出巴勒斯坦地区，开始了近2,000年的大流散。这些犹太人或被迫迁往中东其他地区，或流散到更远的东欧，进入古罗斯南部和黑海沿岸，成为古罗斯犹太人的早期来源。据考证，最早出现在古罗斯土地上的犹太人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此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东欧地区和古罗斯的宗教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加上贸易往来频繁，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选择移居至此。9世纪初，哈扎尔汗国将犹太教定为国教，大批犹太人在其境内的北高加索地区定居，并与古罗斯人往来密切。10世纪，不少犹太人移居古罗斯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基辅，从事自由贸易。12世纪中期，西欧各国和罗马教会排犹浪潮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迁徙到中东欧地区和古罗斯避祸。

历史上俄罗斯的领土扩张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最终形成了特点鲜明的俄裔犹太群体。18世纪中后期，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伙同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使得原居住在波兰地区的大批犹太人成为俄国属民。此外，俄罗斯在兼并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土地时，也接收了大量当地犹太人。18世纪末，俄罗斯版图上的犹太人人口已达90万，19世纪中叶达240万，到19世纪末已超过500万，约占当时世界犹太人口的一半。

（二）俄罗斯裔犹太人的移民过程

俄罗斯犹太人的移民，特别是向巴勒斯坦地区的移民，是俄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每当俄国内出现严重的排犹情绪和事件时，俄罗斯犹太人便加速移居海外，寻找新的聚居地。以色列国的建立进一步增加了移民的可行性。历史上，俄罗斯犹太人曾掀起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高潮：一次是在沙皇俄国末期，即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另一次是在苏联后期及解体前后，即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末到90年代。

沙俄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及信仰除东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群体普遍采取漠视和不友好的政策，对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尤其采取歧视政策。1881年4月，俄罗斯南部的叶利扎维特来德（今基洛夫格勒）发生了第一起有组织的集体屠杀犹太人事件。此后犹太人处境愈加艰难。俄国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偏见尤其深刻。为避免遭受迫害，犹太人只能选择远走他乡。据统计，从1882年至1914年的32年间，共有约200万犹太人离开俄罗斯；其中，80%移居美国，还有一部分迁往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批俄罗斯裔犹太移民为开发巴勒斯坦地区和建立以色列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有很多先驱，如以色列国父、开国总理本-古里安，第一任总统魏茨曼，总理梅厄夫人、贝京、佩雷斯，等等。这批俄罗斯裔犹太人的后代已经融入当地，成为地道的以色列人。

第一批移民潮因苏联的建立而告一段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苏维埃政权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有效遏制了反犹主义。列宁曾明确指出，反犹主义是沙俄政府利用宗教狂热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政治手段。列宁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宣布“犹太人已经被解放了”。犹太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犹太人还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高级领导人，比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在苏联的同化政策下，很多犹太人认为，他们首先是苏联人，其次才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同苏维埃政权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斯大林上台后，虽然在公开场合仍然坚持民族平等，但反犹主义倾向日渐突出，甚至干涉女儿斯韦特兰娜的婚姻，要求其与犹太配偶离婚。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苏联国内政治氛围日渐紧张。随着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运动、大清洗运动的开展，犹太人再次沦为俄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953年，苏联发生了“医生间谍案”，苏联政府把犹太人和西方国家间谍联系在一起，怀疑犹太人图谋杀害斯大林。为报复犹太人，苏联国内掀起了一波反犹浪潮。但这并没有立即导致犹太人的移民高潮，因为当时苏联领导人认为，犹太人大量移民意味着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败。为避免苏联国际形象受损，苏联政府隔绝了国内犹太人同外界的联系，采取多种措施对犹太人移居国外进行限制。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数量总体不多。

犹太人在苏联的悲惨处境成为西方和以色列攻击苏联的有力借口。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并出现停滞。为摆脱经济困境，争取更多的贷款和最惠国待遇，苏联开始有意缓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犹太人的移民问题成为有利筹码。1975年7月，苏联、美国和几乎全部欧洲国家在“欧安会”上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之后，苏联开始允许每年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移居海外，新一轮的移民浪潮拉开序幕。此外，由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很多犹太人担心一旦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他们将再次被禁止同海外发生联系，这导致犹太人移民热情极度高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有近30万犹太人离开苏联，其中一半以上前往以色列定居。

苏联解体使得整个移民活动达到最高潮。仅1990年和1991年两年，就有近42万俄罗斯犹太人移居海外，其中约33万前往以色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重新制定了公民出入境管理办法，犹太人移居海外的障碍被移除。从1989年到2001年，有将近150万俄罗斯犹太人移居国外，其中约三分之二流向以色列。在第二阶段的移民潮中，共有约110万犹太人从俄罗斯流向以色列。这种特定背景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给俄罗斯、以色列和整个中东地区都带来了震动。新一代俄罗斯裔犹太人成为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移民的主要来源和以色列国内最大的移民群体，深刻改变了以色列的社会面貌。

（三）俄罗斯裔犹太人的移民原因

俄罗斯的反犹排犹倾向和国内政策是犹太人移民的重要原因。俄罗斯的反犹传统由来已久。10世纪时，俄罗斯人就已经有了对犹太人的特有蔑称，讥讽犹太人吝啬守财，1113年和1124年还曾发生过排犹事件。特有蔑称，讥讽犹太人吝啬守财，1113年和1124年还曾发生过排犹事件。从16世纪开始，沙俄政府甚至采取公开的反犹政策，严格限制犹太人的居住区域和职业。追根溯源，这一倾向主要源于对犹太人宗教信仰的排斥和对犹太人财富的仇视和觊觎。犹太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恪守犹太教信仰和独特的民族习惯，很难被他族同化。沙皇俄国视自身为东正教中心，将犹太人视为异教徒，对他们倍加排斥甚至迫害。此外，犹太家庭普遍重视教育，善于经商，他们的财富和生活水平往往高于当地平均水平，让当地人误认为是犹太人剥夺了他们的财富。加之犹太人没有祖国和根基，容易成为所在国国内和地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回顾俄罗斯裔犹太人的移民浪潮，不难发现，沙俄帝国崩溃、苏联解体等俄罗斯政局动荡时，便是犹太人移民最活跃的时期。

以色列国的建立使得他国犹太人移民故土成为可能，推动着世界范围内犹太移民运动的发展。以色列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曾经说过：“没有移民我们何来国家？”以色列的犹太属性要求以色列将吸引世界各地犹太人来以定居作为一项长期基本国策。1950年以色列通过《回归法》，规定凡犹太人均有移居以色列之权利。1952年，以色列通过《国籍法》，进一步明确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自动取得以国籍和公民权利。为吸引俄罗斯犹太人，以色列曾制定了详细的吸收计划并成立专门组织，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如散布苏联将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的谣言试图引发犹太人恐慌，鼓动其出走等。这些行动加剧了苏联的分裂，但却符合以色列国家利益。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以色列还同苏联积极谈判，最终开通了从莫斯科直飞特拉维夫的航线，使移民赴以更加便利。此外，以色列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保障移民的权利和生活，比如为移民群体提供住房，帮助他们进行希伯来语学习和就业培训等。这些措施进一步刺激了犹太人的移民热情。

美国在俄罗斯犹太人移民以色列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苏联分化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符合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从尼克松执政时期起，美国就开始大力介入苏联的犹太移民问题，并将移民引向以色列而不是美国本土。美国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明确以法律形式将贸易优惠与移民政策挂钩，逼迫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干预下，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等一批被打入监狱的异见分子被苏联以“驱逐出境”的形式释放，他们随后前往以色列定居并创立移民党，后成为以色列政坛的重要力量。美国国内的犹太群体也对犹太移民提供了经济资助等各种形式的帮助。

二、俄罗斯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的地位

犹太人经过近两千年在世界各地的流散生活，根据原籍国、语言、习俗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比如美国裔犹太人、法国裔犹太人、德国裔犹太人、俄罗斯裔犹太人、也门裔犹太人、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等等。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虽然都是以色列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但不同族群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地位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社会不同移民群体间存在一条隐形的鄙视链。来自美国和西欧的犹太人显然处于这条鄙视链的顶端，确立并决定了以色列社会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而非洲裔犹太人因到达时间晚、综合素质低等因素而处于鄙视链的底端。两代俄罗斯裔犹太移民通过不懈奋斗，在融入以色列社会和保持自我中徘徊，在鄙视链中处于中间位置。

（一）关键党派与俄罗斯裔犹太人政治地位的确立

俄罗斯裔犹太移民与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紧密相连，政治地位重要且特殊。第一代俄罗斯裔犹太移民的活动为以色列建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移民巴勒斯坦地区的骨干分子，并成为现代以色列建国的中坚力量。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虽然诞生于西欧地区，但俄罗斯和东欧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予以积极回应，利奥·平斯克（Leon Pinsker）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平斯克生于沙俄附属国波兰，受当时社会排犹浪潮的刺激，他对改善犹太人处境进行了深入思考。1882年，他用德文匿名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其同族同胞的劝告》。他认为，反犹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犹太民族不正常的状态，即犹太人失去了独立和祖国。解决犹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犹太人集中到一块土地上去，将犹太民族变成一个正常的民族。这一思想在犹太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反响。随后，平斯克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热爱者协会”，并将其扩展到欧美国家，为日后移民巴勒斯坦地区和复国储备和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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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俄裔犹太移民到来时，以色列建国已近半个世纪，政治发展相对成熟。俄裔犹太移民到来后积极融入社会，组建政党，参与政治生活，典型代表是移民党和“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俄裔移民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受惠于以色列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体制变革，并逐步发展成为影响以色列政局的关键党派。

以色列实行议会民主政体，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根据以色列基本法，议会为一院制，共120个席位，理论上每四年选举一次，可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实行普遍、全国、直接、平等、不记名的比例代表制。达到议会门槛的各党派根据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瓜分席位。能够获得超过半数议员（至少61名）支持且组阁成功的议员成为国家总理，掌握实权。这一制度的优点是能充分反映民意，体现民主，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党派林立的局面。特别是小党获得了很大发展空间，一旦成为大党组阁的拉拢对象，便可抬高要价，获得超出自身实力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民主。为此，改革选举制度一直是以色列政治议程中的重要议题。以色列曾于1992年通过直选总理法，规定总理选举与议会选举同时进行，届时选民需投出两票分别直选总理和议员。以色列希望借此改革增加总理和大党的权力，然而事与愿违,大党力量不增反减，俄裔犹太移民政党异军突起，成为选举体制改革的直接受益者。移民党于1996年创建，当年参选正逢改革后第一次选举，即获7个席位。1999年，在第15届议会选举中，移民党保持了基本盘，获6个席位。“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于1999年成立，当年参选即获4个席位。加上移民党的6席，俄裔犹太移民当年共拿下了10个席位，是个不小的胜利。事实证明，选民在选举总理时往往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在选举议员时则更加偏重自身群体利益，结果是大党席位反被其他党派严重削弱，党派林立格局更加突出。为此，2001年，以色列议会通过法案取消总理直选，恢复了之前的选举制度。结果在2003年议会选举中，利库德集团一举拿下38个席位，移民党仅获得2个席位，“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联合全国联盟党共获7个席位。不久后移民党并入利库德集团。“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成为最能代表俄罗斯裔犹太人的政党。

选举制度的恢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色列政治制度的缺陷。在这一体制下，基于俄裔群体的庞大人口基数，“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在之后历次选举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政党。2009年一度成为仅次于前进党和利库德集团的议会第三大党。在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的关键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在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两大党派平分秋色且均无法得到61票的情况下，“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坚持提高要价，既不肯与同属右翼阵营的宗教政党妥协，亦不肯与左翼政党结盟，最终使4月和9月两次组阁失败，以色列官方不得不宣布于2020年进行第三次选举，这在以色列历史上尚属首次。在此背景下，选举制度改革的呼声再次高涨，“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成为最关键的催化因素，充分体现了它作为关键党派的重要性。

（二）高收入群体与俄罗斯裔犹太人经济地位的提升

俄罗斯裔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的经济地位经历了一个从低谷不断上升并最终达到优势地位的转变。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普遍综合素质高，技术性人才多，这在第二代犹太移民群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以色列政府和社会采取的一系列加速移民融入的政策和措施。

俄罗斯裔移民的高素质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苏联时代，犹太人就一直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据统计，尽管他们仅占苏联总人口的1%，但在学生、科研人员、医生群体中占比分别为2%、6%和9%。在1990年的20万名苏联移民中，本科毕业及以上占成年移民的70%，硕士、博士生约占50%，工程师占24%，科研人员占21%，技术人员占14%，医务人员占11%。不过，俄裔移民的这一优势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挥出来。俄裔犹太移民初到以色列时，由于数量过多，一度打破了以色列社会的人口平衡，引发了一些杂音，而且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安置他们。加上语言、生活习惯的冲突，很多移民的生活一时陷入窘境。一些在苏联从事高技术劳动的人才不得不从事一些非专业且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以色列曾有媒体开玩笑说：“在医学发达的以色列，前苏联来的医务人员只能去当清洁工。”

针对这一情况，以色列政府迅速制定并颁布了多项安置海外移民的新政策，特别是针对俄裔群体高素质、高技术人才多的特点，专门设立科学引进中心（Center for Absorption in Science），提供就业咨询、语言培训、财政补贴等特殊待遇。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俄裔犹太移民逐渐适应了新环境。他们广泛任职于以色列的高科技企业、实用技术企业、教育机构、金融机构、国防科工企业和国际贸易部门。从结果来看，大量移民不仅没有拖垮以色列的经济，反而促进了以经济的腾飞和科技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俄裔移民群体自身的经济地位也得到明显改善，成为高收入群体。尽管20世纪90年代所有移民群体的工资都在上涨，但俄裔犹太人的工资涨幅明显高于米兹拉希犹太人。

（三）亚群体与俄罗斯裔犹太人文化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

以色列虽然是一个移民构成的民主社会，但也是一个宗教氛围为十分浓厚的社会。犹太教居于绝对正统和主导地位，犹太习俗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不符合、不尊重犹太教义的行为都会受到犹太教会的猛烈抨击。俄裔犹太人受东正教和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时常表现出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漠视，显得与以色列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受到西方犹太人和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排斥和批评。例如，犹太教对饮食有一套十分严格的规定，包括只能吃分蹄且反刍的动物（所以不能吃猪肉），不吃无鳞、无鳍的水生动物，不吃牛羊腹膜下的油脂，不吃牛羊蹄筋，乳制品和肉制品不能同时食用等。虔诚的犹太教徒甚至只吃经过专门训练的屠宰师屠宰且检验为洁净的肉食即“犹太洁食”，对餐具也有严格要求。很多俄裔犹太人对这些禁忌漠然置之，甚至在以色列开设猪肉铺，引发正统犹太教徒乃至普通民众的反感。

犹太文化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犹太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以色列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文化如俄罗斯文化、非洲文化等则处于附属地位。这让很多俄裔犹太人感觉被自己被忽视，缺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近年来，一些俄裔犹太人又选择回到俄罗斯，他们被称为“逆移民”。该群体总人数虽然不能同俄罗斯向以色列移民的人数相比，但也反映了一定问题。正如一名从以色列又回到俄罗斯的犹太人所言：“只有在俄罗斯，我才能感觉到我是一名犹太人；在以色列，我只感觉到我是一名俄罗斯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社会的尴尬之处。

俄裔犹太移民数量庞大，内部良莠不齐。以色列已经成为俄罗斯黑社会在海外的重要据点。一些以政府高级官员甚至曾将俄罗斯移民称为“黑手党移民”。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绝大多数是俄裔移民，受俄裔黑帮保护。俄裔黑帮甚至常常为争夺地盘和生意同以本土黑帮发生火并，造成恶性社会事件。2002年，以色列总理沙龙访问俄罗斯时，同普京总统就如何解决俄裔移民中的黑帮问题进行了商讨，希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俄裔犹太移民带来的不安定因素，也使得他们受到以色列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挤。

三、俄罗斯裔犹太移民对以色列的影响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大量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涌入都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今日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裔犹太移民在融合和斗争中不断重塑着以色列的国家属性，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和外交政策，并对地区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增强以色列国的犹太属性

大量移民的涌入改变了以色列和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状况，是增强以色列犹太国家属性的重要条件。事实上，巴以两国为了争夺对地区的主导权，都实行了人口增长策略，巴勒斯坦主要靠阿拉伯妇女生育，而以色列主要靠移民。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勒斯坦的总人口约有100万，其中犹太人仅有2.5万，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人口比例约为1:40。然而随着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涌入，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将近200万，其中阿拉伯人132万，犹太人增至65万左右，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人口比例下降至约1:2。以色列建国后，政府继续制定政策大力吸引犹太人。至2019年，以色列国内犹太人口约670万，占以色列国内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共有人口约490万，加上以色列国内的200多万阿拉伯人，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和阿拉伯人口基本持平。俄裔犹太移民作为以色列国内最大的移民群体，对改变以色列人口结构、增强以色列国犹太属性非常重要。

（二）推动以色列政坛右倾，平衡宗教党派影响

与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犹太移民群体相比，俄裔犹太移民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阿拉伯裔犹太群体虽然也组建政党并参与选举，但从未参与组阁和政治决策。俄裔群体积极组建政党，并从捍卫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鲜明的政治诉求。基于其关键党派地位，这些诉求对以色列政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俄裔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坚决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反对撤离定居点，认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统一的首都，反对在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边界划分等核心问题上让步甚至进行谈判，仅允许在以色列负责约旦河西岸全部安全事务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实现部分自治。俄裔犹太移民群体的这一立场有其历史根源。20世纪90年代，第二代俄裔犹太移民初到以色列时，以国内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俄裔移民面临住房、就业等严峻的现实问题。为尽快安置移民，也为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以色列政府大力推进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很多俄裔移民被派去建设定居点并最终在定居点安家。他们被迫成为对抗巴勒斯坦人的先头部队，认为只有赶走巴勒斯坦人，才能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过上安定生活。此外，俄裔移民的反巴、反阿情绪也有助于其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争取同情和支持。俄裔犹太移民的这一立场使得他们最终选择将传统右翼党派利库德集团作为长期盟友，而非支持主张巴以和谈的左翼党派工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恰逢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左”“右”对峙时期，俄裔移民政党倒向右翼最终促成了以色列政坛的整体右倾。自1996年议会选举至今，以色列政坛一直由利库德集团主导，工党执政时代一去不复返。近几年以色列右倾化趋势愈加明显，这与俄裔移民政党的兴起密不可分。

第二，坚持世俗化倾向，坚决要求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服兵役。犹太教对以色列的影响渗透至各个层面，包括政治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以色列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属性相冲突，是建国以来就存在的一对根本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是以色列国内的特殊群体，他们不参加工作、不服兵役，一生研读犹太经典，基本靠财政补贴生活。随着该群体人口数量的激增，其政治诉求也越来越多，存在通过立法等手段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推行宗教措施的倾向，导致以色列财政和国防压力上升，教俗矛盾日益尖锐。俄裔犹太移民普遍坚持世俗化倾向，认为以色列公民应平等承担兵役和社会义务。在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同宗教党派在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征兵法案问题上尖锐对立，该党不惜以组阁失败为代价，也坚决要求征兵法案一字不改，以确保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服兵役。未来，在教俗矛盾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俄裔移民将成为平衡宗教力量影响的重要力量。

（三）为以色列建国提供经济支持，促进以色列经济和科技发展

第一代俄裔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开发为以色列建国提供了经济支持，其中一项重要手段就是建立基布兹。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聚集”，类似于“集体农庄”或者“公社”。基布兹制度深受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特别是集体农庄的影响，实行集体所有制，主要是务农，成员没有私人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完全免费，外人可以自愿加入，成员也可自愿退出；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艰苦环境下，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它的优越性，将很多不毛之地变成了绿洲，是以色列建国的重要经济和社会基础。现在，它仍然是以色列农民的主要组织方式之一。可以说，没有基布兹，就没有以色列。

第二代俄裔犹太移民到来时以色列经济正处于低谷。在某些情况下，大量移民的涌入可能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劳动力过剩，社会问题频发，经济停滞。但俄裔犹太移民的进入，不仅没有导致经济状况恶化，反而刺激了以色列经济的发展和腾飞。这主要得益于俄裔犹太移民拥有的高素质和专业技能，这是埃塞俄比亚等非洲裔犹太移民无法比拟的。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1982年至1997年间，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同移民规模大小成正比。移民增长比率越高，人均消费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相应地越大。大量移民的涌入增加了以色列国内需求和投资规模。以色列工业总投资规模1989年为4.42亿美元，1992年增加至8.2亿美元，三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大量移民的涌入增加了以色列国内需求和投资规模。以色列工业总投资规模1989年为4.42亿美元，1992年增加至8.2亿美元，三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投资的增加使以色列资本市场同国际市场接轨，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司走向国际化，从全球视野规划它们的经济活动。此外，大量科技人才广泛进入以色列高科技产业、教育科研部门、国防科工业和国际贸易部门，使以色列迅速成为世界知识经济中心之一。移民的涌入带来的住房紧张问题还刺激了建筑业的发展和以色列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以色列的城镇化率。

（四）加剧巴以地区局势紧张

巴以冲突的本质是围绕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土争端，并夹杂着民族和宗教矛盾。俄裔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客观上加剧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于土地、水其他资源的争夺，加大了犹太和阿拉伯两大民族的矛盾和地区紧张局势。同时，在此过程中俄裔移民形成的右倾立场也从主观上推动着巴以冲突的发展。“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党首利伯曼是以色列有名的鹰派，其政治主张比利库德集团更加右倾，同时又与极端右翼党派保持着一定距离。当安全形势和地区局势相对平和时，“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能同利库德集团共同执政；一旦安全形势恶化，如以政府不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是进行和谈或停火，“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则成为推动地区局势不断紧张升级的不安定因素，该党常因政府不够强硬反对政府决策，甚至退出执政联盟。2008年1月，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兼战略部部长利伯曼就曾因反对奥尔默特政府同巴勒斯坦围绕耶路撒冷、难民回归、边界划分等核心问题谈判而辞职，随后，“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和谈最终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2018年11月，巴以双方在加沙地带爆发了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因不满内塔尼亚胡最终同意同加沙停火，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再次提出辞职，表示哈马斯从不承认以色列国，也不愿同以色列和平共处，同哈马斯停火是“对恐怖主义投降，从长期看将严重威胁以色列的安全”。随后“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退出执政联盟，导致执政联盟席位在议会中仅剩61席，地位岌岌可危，最终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宣布于2019年4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五）深化俄以关系的民间基础

长期以来，俄裔犹太移民是俄以关系的“晴雨表”和“保险丝”，推动着俄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首先，以色列能够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同苏联的支持密不可分。第一批俄裔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多个基布兹，当时斯大林的画像在基布兹内部随处可见。“社会主义因素”让苏联看到了拉拢、利用以色列的价值。而以色列的犹太人也认为苏联是将他们从纳粹压迫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受此影响，苏以关系迅速进入蜜月期。1948年5月17日，以色列建国的第三天，苏联即宣布承认以色列国，并于8月在特拉维夫设立驻以大使馆。

其次，在断交期间推动苏以维持秘密交往并复交。苏以关系的热度没有维持太久，在冷战大背景下，以色列最终倒向美国，而苏联则选择了阿拉伯国家，称以色列为“反动国家”。1953年2月，苏联宣布与以色列断交。1954年，在以色列保证不参加对抗苏联的军事联盟后，苏以复交。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召回了驻以大使，抗议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5天，苏联再次宣布与以色列断交，并将以色列视为其中东利益的首要威胁。在此过程中，苏联国内的犹太群体一方面成为苏联制裁以色列的工具，被限制移民，另一方面不断在暗中推动苏以交往。苏联国内一直有声音认为，同以复交不仅不会损害苏联在中东的利益和同阿拉伯国家的务实合作，而且有助于苏联更好地参与中东事务，解决巴以冲突和其他热点问题。时任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曾将同以复交提上政治日程，但最终被政治局高层否决。不过随着苏联政府开始实施“新思维”，对媒体的控制逐渐减少，同情以色列的积极报道越来越多，苏以复交的传闻也四散开来。1987年7月，一个苏联领事代表团赴以色列处理在以苏联公民和财产事务，并以非正式方式常驻下来。1988年，以色列派遣领事小组到达莫斯科。1990年8月，以色列外长阿伦斯应邀访苏；同年10月，苏联外长访以，两国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苏联进一步放宽了移民限制。当年，近20万犹太人从俄罗斯涌入以色列。

最后，积极推动俄罗斯同以色列的关系发展。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与以色列的关系全面恢复。在第二代俄裔移民的推动下，俄以关系迅速发展，在经贸、投资、农业、科技、卫生、通讯、教育、文化、旅游等各领域的合作都结出了丰硕成果，而且其中大部分合作都有赖于俄裔犹太移民的参与。近年来，俄以两国领导人一直保持着高频会晤。仅2018年和2019年两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先后5次访问俄罗斯，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2020年1月，两国领导人还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双边互访，足见双方关系的亲密程度。在高层交往和民意基础的双向推动下，俄以关系发展步入快车道。

四、结语

以色列的建立和犹太民族的迁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俄罗斯裔犹太人的迁入既是出于对犹太教的信仰和犹太民族的认同感，也是对俄国内政治压迫的反抗，同时受到国际大环境的深刻影响。大量高素质犹太移民的出走使俄罗斯蒙受巨大损失，但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对迁入国以色列来说，俄罗斯裔犹太人这一最大的移民群体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俄裔犹太人优化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增强了犹太人在以色列的主体地位，这对以色列至关重要。俄裔犹太人的到来还直接推动了以色列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但同时也应看到，该群体的右翼立场是造成以色列社会右倾的重要因素。他们在以巴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制约了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犹太人非法定居点的扩建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批评，恶化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而削弱世界各国对犹太人的敌意一直是以色列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俄裔犹太人还是维系苏联（俄罗斯）同以色列关系的重要纽带，并对俄以关系发展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作为一个由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移民组成的多元社会，未来以色列能否处理好不同犹太移民群体间的利益平衡，进而处理好犹太人同阿拉伯人的矛盾，将是对以色列的巨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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