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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研究」彭姝祎:移民与法国极右政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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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姝祎:移民与法国极右政党的崛起

作者:彭姝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二辑(总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从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曾经历两波以经济为目的的移民浪潮:当时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法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它自身的劳动力不足,出生率又低,于是周边发展速度比较慢的国家的劳工便纷纷流入法国,构成了法国的前两波移民浪潮。这些移民主要出自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个别来自中东欧地区。这些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没有对法国造成很大的压力。

现在我们所说的法国移民主要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三波移民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法国在马歇尔计划框架下启动了经济重建进程,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大量青壮年人口,同时出生率依然很低,只能考虑从国外引入劳工(当时政府预计要引进31万劳动力)。当时西欧各国普遍进入经济恢复期,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法国传统的劳工输入国的选择余地多了起来,而且南欧自身的发展甚至吸引了大量在法劳工回流,因此法国被迫从其他地方寻找劳工,并把眼光投向了前殖民地——非洲,特别是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马格里布地区,最终从那里引进了大量穆斯林劳工。所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法国移民的主要构成是穆斯林移民,换言之,即穆斯林移民逐渐取代此前的欧洲移民,成为法国移民的主体。

穆斯林移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宗教信仰和文化方面,与信仰天主教的法国相差悬殊。法国移民的第二个特点是家庭团聚类移民比重大: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在引进移民劳工的同时出台了一个政策,允许移民家属入境和移民团聚,从此打开了移民家属入境法国的大门。统计数据表明,在1976—1978年入境法国的非欧洲籍移民中,家庭团聚类移民的占比高达95%。家庭团聚类移民的增加大大改变了法国移民的结构:本来法国需要的是青壮年劳动力,结果他们拖家带口地把老婆孩子都带来了,换言之,来了很多非劳动人口。此外,最初移民劳工是客居法国,赚点钱就返回原籍,过一段时间再来工作,像候鸟一样在故乡和法国之间往返。但家属来了之后,客居就变成了定居,其结果是,移民后代的数量逐步超过移民,目前已经占到法国总人口的11%,使法国成为欧盟内移民后代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而且他们有一显著特点就是高度年轻化,40%的人口不到35岁。

法国移民的上述特点给法国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融入困难,甚至融入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第一是文化和宗教因素。穆斯林移民在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跟天主教法国有很大差异,导致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比如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党执政时放宽了对宗教的限制,允许成立穆斯林团体、修建清真寺,导致穆斯林团体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清真寺的数量也呈几何级数增加,使原本默默无闻的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可见性大大增强,并引发了本土民众的恐惧。还有比较著名的穆斯林头巾事件,20世纪80年代末,巴黎郊区一所学校的三名穆斯林女生戴着穆斯林头巾去上学,学校认为她们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勒令退学。尽管后来法院做出裁决下令撤销校方的规定,但该事件还是持续发酵,最终法国政府在2004年出台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穿戴“具有明显宗教标识的服饰”。后来不仅不许学生戴头巾到学校,甚至家长和保姆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也不能佩戴具有宗教标识的服饰、饰品。凡此种种,使穆斯林移民问题在文化层面逐渐发酵,加剧了该群体和法国主流社会的互不信任乃至对立。融入困难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经济重建目的引入的劳工主要在建筑、纺织、皮革、机械、钢铁、采矿等部门就业,没有多少技术和学历要求。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始调整经济结构,传统行业日渐式微甚至关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移民成为结构性失业的主体。他们学历低、技能差,加之得不到及时的再培训,因此也难有机会再就业。统计表明,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移民的失业率大大高于本土法国人。在有些地方,例如东北部的法国传统工业基地,移民失业率甚至高达50%—60%。移民一人失去经济来源,往往导致全家陷入贫困,下一代也难以改善,陷入恶性循环,这是融入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和法国政府的安置方式有关。当年法国政府引进移民劳工后,在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建立了一些临时性的工棚予以安置。移民家属到来后,政府在郊区建了廉租房安置,致使移民在郊区自成一体,和主流社会相隔离,在经济、就学、就业等方面的条件都无法和主流社会相提并论。第四是法国对待移民的政策。法国是不大承认多元文化的,对外来移民施行的是“共和同化”,即“法国化”政策。凡是进入法国的移民都要放弃自己的宗教和语言信仰,融入法兰西大熔炉中。这个传统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国正处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革命政府认为多元文化蕴含着分裂国家的危险,所以拒绝承认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大革命还强调人人平等,反对按照宗教、语言、族裔等标准把人划成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基于这两方面因素,自大革命以来,法国在移民问题上始终奉行“同化”政策。该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还是奏效的,因为欧洲移民和法国基本上是同样的宗教信仰,语言差别也不大。但是面对宗教信仰差异悬殊的穆斯林移民就不奏效了,很难同化,进而导致了移民的融入困难乃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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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融入法国社会失败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身份认同危机。特别是移民后代,法国的移民后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1%,且高度年轻化,他们生在法国、长在法国,学着法语,读着“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的课本长大,但是不少本土法国人不认同他们的法国人身份,说他们只是“身份证上的法国人”,和法国人不同心不同德,对他们对法国的忠诚度表示怀疑。二是移民对主流社会的疏离和对抗。身份认同危机使一部分移民青少年走上了社会的对立面,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原来并不积极践行宗教活动的移民青少年开始通过拒绝在学校食堂用餐、频繁去清真寺做礼拜等方式来特别强调其宗教属性和认同,以示对主流社会的不满和对抗。个别人甚至受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诱惑,变成激进分子,并出现暴力化倾向,引起主流社会的不安和警惕,进而致使移民和主流社会之间的裂痕日益加大。

移民及其引发的种种问题是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崛起和勃兴的主要推动力。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期间,法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哪些因素影响投票”的问卷调查,其中排名第一的是购买力,排名第二的就是“移民”问题。国民阵线就是通过拿移民问题大做文章来吸引选民的,它的主要议题有四个:一是经济安全。宣扬移民抢了法国人的饭碗。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实际上移民的失业率远高于本土法国人,特别是移民从事的基本上都是脏乱差、本土法国人不愿意从事的职业,迄今法国在这些行业依然缺人,每年都要为此引进一两万移民。二是文化安全。宣扬法国在文化身份上受到了穆斯林移民的严重威胁,法兰西行将伊斯兰化,成为“法兰西斯坦”,穆斯林将消解和颠覆西方文明。相比较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问题更让法国人担心,这实际上是对移民的感知问题,事实并没有那么可怕,但通过国民阵线的不实宣扬,人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可怕。三是治安问题。移民聚居区的治安问题确实严峻,不容忽视。四是搭福利便车。法国的福利制度是非常慷慨的,特别是有着慷慨的家庭政策,孩子从出生起直到上大学,会得到国家的各种补贴,且孩子数量越多,补贴越多。然而本土法国人的生育率不高,相比较而言,移民的生育率较高,特别是有些穆斯林移民奉行一夫多妻制,有不止一个老婆和一大群孩子,所以被国民阵线指责为抢法国人的福利。近些年,法国经济形势不好,政府债台高筑,便开始削减福利,把不少原来普惠性,即面向全体居民的家庭津贴改成了“家计调查”型,即只面向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居民。国民阵线刻意夸大了这些话题,宣扬钱之所以不够花,是因为被生很多孩子的穆斯林移民领走了,挑起法国人对穆斯林移民的不满。

近些年,国民阵线一直呈上升之势,2017年总统选举进入第二轮投票取得佳绩后,2018年更名为国民联盟,并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上战胜了执政党。分析表明,国民阵线的选民大致是同时位于两个“边缘”地带的群体,一是地理位置上边缘,即生活在远离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心地带的郊区或乡下;二是在社会地位上边缘或相对边缘,或相比此前有所下降。这些人基本上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因此易受到拿“全球化”和“移民”问题说事的国民阵线的吸引。如2015年的大区选举结果表明,国民阵线得票率最高的地区,一是法国东北部的老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全球化浪潮中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外迁或倒闭现象,失业率高企;二是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这是移民入境的主要地区,移民在全体居民中的占比较高。不过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原本没有或鲜有移民的地区因为害怕移民进入也转去支持反移民的国民阵线。

从与极左政党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移民在国民阵线勃兴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左翼在移民问题上普遍持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立场,因此法国的极左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立场比较尴尬,既不能反对移民,否则便违背了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但放任移民入境的后果是移民跟本国的劳工阶层——左翼的群众基础——构成了竞争(至少后者是这么认为的,姑且不论真假),致使左翼失去了支持,所以极左翼政党近两年在法国呈现出消退趋势。反之极右政党则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反对移民,因此一路高歌猛进。此外移民问题还导致了法国政治的右倾:为和极右翼国民阵线争夺选民,传统的中右政党出现了严重的极右化倾向,这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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