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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化|川滇之交:金江下游安边乡的广东客家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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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伟平

金沙江流至下游屏山境内,两岸山势渐渐放缓,在宜宾县西九十里附近,海拔开始从千米降至五百米,再往前行五十里,便已是低矮的丘陵和宽阔的天池坝,从这里便进入了四川盆地的范围。在这两岸夹山之中,关河(横江)破壁而出,集合南部之水,汇入金江。在河流的交汇处,一大片空间被挤而出。北岸高耸的朱提山和南岸的定夸山之下,几处冲击河坝紧依江边。江环水绕,远界欲舒,这边是宜宾县西安边乡一带的风景。

安边乡始设置于清,是清代宜宾二十八乡之一。其东邻豆坝乡和天池乡,南接蒋桃乡与杜览马乡,西通屏山县书楼乡,北连青山乡和统山乡。金江和横江在此汇合,使本乡自古以来便是勾连川滇的经济枢纽,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便从乡内横过,直通滇境。在位处金江北岸山扁上,本乡的主要集市安边场是宜宾县西重要的水陆码头,和柏树溪场、横江镇、蕨溪镇、大塔乡并称宜宾县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在安边场相对的横江口,两旁分别是滚坎坝、小岸坝、向家坝、富田坝,在下游不远处的江边则有豆坝和打鱼坝。在这些河坝上,田畴密布,人烟繁密,是乡内最为富饶之地。就在这些坝土上,聚居着相当多的广东客家人。他们的到来,为山区河谷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值得一探究竟的重要话题。

宜宾县安边乡位置图/选自光绪《叙州府志》

一、游走于金岷两江的广东客家人

汉唐以来,安边乡便已进入了历史的视野。无论是秦代五尺道,还是宋代廖致平家族,在地方志上,这些都成为本乡值得可道的人文胜事。在小岸坝和向家坝一带发掘的古墓遗迹,更是印证了两千多年以来金江下游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唐永泰二年(766),开边县城一度迁入小岸坝,使安边乡一带成为附近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宋嘉定四年(1211),四川制置大使在此设置了“安边司”,取义“安定边防”,以“经制蛮事”,由此以后便演化为本乡乡名。明清时,在安边一带设有铺司,清时有铺兵三十六名,与邻近的三官铺、柏溪铺、豆坝铺和横江汛、核桃坝塘等共同构成了宜宾县西路的兵防体系(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六塘铺》)。本文所涉及的,便主要指清代的安边乡。当然,出于社会经济的密切联系,也涵盖了豆坝乡、天池乡、蒋桃乡和杜览马乡的一部分。

明末清初的历史巨变,改变了安边乡一带的社会结构。土著人口的剧减,为新移民的到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土著之首的廖氏家族已今不如昔,逐渐退出了最富庶的坝区。到了清代初年,来自湖广的曹氏、周氏和贵州的狄氏,已经发展成为安边场周围最大的家族。俗语云:“曹三千,狄八百,周家的掟子惹不得”。除了以上的三姓,徐氏、李氏、郑氏、唐氏等家族也于明末以后相继从湖广迁入安边场。其中的李氏家族实力颇为强大,是安边场禹王宫的始建者和实际管理方,而徐氏也在朱提山中占据了一大片土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豪族。相对于湖广移民,康熙末年以后才迁入安边乡的广东客家移民,无疑是晚来者。

安边乡马帽山广东陈氏从原乡带来的牌位/陈海平提供

安边乡境内广东客家人的出现,是清代川滇交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乾隆九年,滇铜京运水陆两道的打通,使横江成为川滇物资交流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从云南昭通府北运的铜船,从豆沙关起,历经盐井渡、普洱渡、老鸦滩、横江场,都会在安边场蛮津渡停靠,由此再下柏树溪,一直沿江行至叙州府和泸州(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铜船的停靠,也带动了沿线商业的繁盛。从横江一带运送而来的滇货和粮食,从金江上游运来的石材、木材和山货,日夜不停,经过安边乡境内而流转。过往的商船不但停满了安边场外的金河沿岸,就连对河的小岸坝一带,也是船只云集,堆栈密布。

安边刘氏“六房祠”/陈伟平摄

川滇贸易的繁盛,进一步推动了宜宾县境内陆路的修造和改进。为了输送货物和粮食,从安边场出发的石板官路贯通了柏树溪场、牛喜场、高家场和楼东场。这些由官路所连接起来的交通和场镇网络,成为了广东客家移民流动的主要通道。根据调查,在现今安边乡境内的广东客家移民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由岷江流域或更远的荣、隆二昌而来,另外还有一部分系从川东的江津等地迁入。如广东兴宁移民黄职先最早落业于岷江边的牛喜场,其子黄俊略沿官道迁入安边乡高滩坝,再移入笆篓坝。同县移民陈友瑞和陈友先也是原居于牛喜场,后也迁入安边乡、水过河乡等处。丰顺移民赖兴廷则于乾隆初年沿江而至安边乡瑞莲池落业。广东长乐县移民杨缵国与杨缵熙于乾隆九年“凑积盘费钱八佰文,与人肩挑背负,来至叙郡(安边乡)”(同治《杨氏族谱》)。正如嘉庆《宜宾县志》所言“(本县移民)来自元明者多吴楚,国朝者多闽粤。”到了乾隆末年,在安边乡境内,粤人已经四溢于周边,成为了和土著势力不相上下的移民群体。

不过,令人注意的是,这种广东客家移民的流动,并非是单向的。在不同的场镇之间,他们此迁彼往,使家族得以分散,进而形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宗族体系。如安边乡的黄氏和牛喜场黄氏,入川始祖为嫡亲兄弟,彼此之间直到清末还在相互来往。笆篓坝的陈氏家族也长期和岷江边思坡溪、菜坝一带的亲族互通有无,甚至和远迁到云南镇雄的族人长期保持联系。可以说,这种宗族网络既来自于场镇经济,也和场镇经济相互融合,成为金江下游客家移民社会的一种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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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蔗商”两旺下的客家移民社会

从地形上看,安边乡境内“以山为多,邻河有坝”。在岩上,多为“粘质土壤,透水性小,作物收成不佳”,而在邻金河的坝区“砂质壤土,地力极肥沃”(民国杨予英《宜宾实习调查日记》)。不过,金江频繁的洪水对坝区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一到夏月,居民不得不要考虑躲避洪水的危险。也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促使了移民分布定居的不同。南溪民谚云:“湖广人怕淹,广东人怕干”。在安边场也是一样,周围的高山深壑中,多是明代土著和湖南移民,而在坝区则以广东客家移民居多。

梳爬安边乡乃至附近豆坝、天池乡的历史,可以发现,这样的移民格局并非是一来既成。原来的坝区多数为土著旧业,但是洪水的侵袭和对坝土开发技术的落后,制约了土著对坝区的控制能力。但对于新移民而言,其“农事精能,均极播种之法,多粤东、湖广两省人”(同治《成都县志•卷十二风俗》)。尤其是广东客家移民,身处近海,常与风潮相争,尤熟稔经济作物种植之法,故而砂土为主的坝区反而为他们的落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宜宾城往西的金河两岸,各坝从清代中叶以来便已成片播种甘蔗。如天池坝“栽培作物以甘蔗为最多……除甘蔗外,间有烟草与芝麻”(民国杨予英《宜宾实习调查日记》)。天池坝以上的周坝、打渔村、豆坝、小岸坝皆是蔗田密布,糖房众多。而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是广东客家人的聚居区域。如周坝唐氏自隆昌来,便在天池坝龙神堂一带经营糖业 ,后买下周坝最富饶的坝中间,开设糖房,骤成巨富。柏树溪场的唐应高“囤糖霜,大获厥利,三十年中买租两千石有奇”(民国柏溪《唐氏族谱•应高公传》)。豆坝的陈氏家族也曾以业糖为生,致富后一度买下了打渔村一带的大部分土地。在小岸坝,蔗糖产量颇丰,多为广东客家杨氏和白氏家族所植。就连在横江下游台地上的笆篓坝,在乾隆以后,也被开垦成了蔗田。据传,黄氏二世祖俊略公自天池乡迁入笆篓坝,买下了安边场禹王宫李氏家族的会产,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垦蔗田。同时,同乡陈友端也迁入此地,与黄氏一样在此种蔗。百年以后,两姓无论是人口还是财力,已经远超李氏,成为了坝上的主导家族。

横江下游笆篓坝风光/陈伟平摄

作为四川第七大产糖基地,宜宾县的糖业主要分布在金河、府河(岷江)两大区域,而安边乡一带便是金河最主要的产糖区。糖业的兴盛伴随着川滇贸易的通畅,深入到了地方的日常生活中。在坝区,土地的面积计算,有时竟以糖产量为权衡,出现了以产糖“多少天稿”的计算方式。每年的秋后,甘蔗的收获和加工,成为坝区头等的大事。偏僻地区的蔗农们为了能够在冬月间开工熬糖,甚至远到黎汤乡的赵家场借来石碾。熬好杂糖后,再提炼出清糖,小漏棚生产的“夹夹糖”便通过水陆两道汇集到安边场或小岸坝,经过糖行中介,马捆舟载,运向叙府,远下泸渝夔万。

糖业的所带来的利润,为广东客家家族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开始突破农业的束缚,投入到商业的洪流中。在安边乡一带的广东客家移民中,“重商”的风气相当浓烈,以至于从商成为一种优于仕途的选择。在润坝的陈氏家族中,连续有五六代人都前往安边场经商,其开设的“陈氏染坊”在当地颇富盛名。在其家族内部还一直流传着,某代先祖不愿经商而愿科考,受到族内阻挡,从而废学从医的故事。在笆篓坝,修建奢华的广东客家圈椅墓,是当地陈氏家族依靠横江商贸,涉足市廛之利的最好见证。在富田坝,杨氏家族的杨云登,以土地经营和糖业贸易起家,在安边场“府县主饬公辨理乡团,不获辞,公为制造器械,编连保甲,盗贼为之屏迹”(同治《杨氏族谱•登云杨公行略》)。而安边场上的黄氏家族也长期以开设店铺为生,数代经营,获利颇饶。故而,当时的安边乡内,广东客家人虽功名不显,但人财两发,和大姓相比拟,确是事实。

笆篓坝上的广东客家圈椅墓/陈伟平摄

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安边场上已经修建了三座规模宏大的会馆,分别是禹王宫、万寿宫和南华宫。它们分别象征了湖广移民、江西移民和广东移民在本乡中的地位,也直接反映出安边乡一带的移民格局:坝上的广东客家人、岩上的湖广移民和场镇周围的江西移民。

三、金河悠悠,古乡流长

所谓“填不满的昭通、搬不完的叙府”,川滇贸易的兴盛,推动了金江下游社会经济的变迁。位居川滇贸易中转站的安边场,其所蕴藏的历史,不仅是金河流域数百年来社会流变的缩影,也是大历史下,川滇区域互动的结晶。透过这个区域内明清以来的移民变动,我们既可以承接宋元以来安边由“夷区”向“汉地”转变的脉络,也可以深化在整体史意义下川南社会发展的认识。金河悠悠,古乡犹存,雄踞川滇,其韵流长。

来源: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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