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洞庭湖水域在13世纪以前的演替主要表现为自然演替。南北朝"五百里洞庭"，唐宋时为"八百里洞庭"。13世纪后主要变现为人为演替。其内涵为，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早期的浅水围垦逐步过渡到深水围垦，固定水面逐步被压缩。到19世纪初，压缩到6000多平方公里。也就在这个时候，洞庭湖区的洪涝灾害开始引起了中央封建王朝的关注，退耕还湖之议提上日程。

但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退耕还湖不仅没有兑现，新的围垦反而与日俱增，洪涝灾害的威胁随之而与日加剧。终至于在20世纪发展成频发洪涝灾变。但由于长江上游的生态破坏尚不明显，长江干流的含沙量增长并不快，江湖的调洪格局尚能基本维持，人为的围湖造田又受到技术的限制，到建国初，洞庭湖尚残存水域4350平方公里（50年代），仍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自20世纪50年代起，江湖关系发生巨变，终于造成了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叠加，导致了近半个世纪后湖面仅存1502平方公里（90年代），洞庭湖的储洪分洪功能基本丧失。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加剧，长江干流含沙量随之提高，洪水季节江水携带的泥沙从松滋等四口入湖。洪水退后，江水从城陵矶归江，所携泥沙则淤积于洞庭湖中，造成江底湖底同时垫高的局面。洞庭湖西北部的不断垫高又为新一轮的围垦创造了条件。自然与人为力量的叠加同时压缩了洞庭湖西部水域。

此外，不仅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加剧，湘资沅澧四水上游地段的水土流失也在加剧，致使四水入湖处也被明显垫高，这也为人工围湖造田创造了条件。上述两种江湖状况的变动从不同的角度加剧了洞庭湖湖面的萎缩趋势。将这一趋势推到极端的是人为作用的结果。

20世纪后期，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围垦活动发展到空前的水平，洞庭湖区呈现为今天极度压缩的状况，其关键原因正在于不顾后果地围湖造田。导致的结果是使得洞庭湖区的防洪形势越来越严峻，灾害频度不断加快，受灾面积不断扩展，灾害损失逐年加剧。

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作出明确指示，对洞庭湖必须进行退耕还湖，但鉴于多年围湖造田的结果，洞庭湖水域的水位高度平均高于滨湖的农田和村庄。若按国务院规定，海拔27米以下均须退耕还湖，所涉及到的农耕面积将广达3000多平方公里。

退耕后，将会形成大面积的深水区和浅水区，以及季节性的洪泛区，从而形成差异很大的多种生态位。这些生态位都会面临水位不稳定的挑战，常规的稻田农作难于实施，退耕后居民生计将成为严重的问题。

退耕还湖要解决的问题：一是退耕后，将会形成大面积的深水区和浅水区，以及季节性的洪泛区，从而形成差异很大的多种生态位。这些生态位都会面临水位不稳定的挑战，常规的稻田农作难于实施，退耕后居民生计将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退耕还湖关键是移民的去向。

针对退耕后，我们该如何维护和应对差异极大的生态位？

退耕还湖后还将形成大规模的固定水域（深水区），这样的固定水域水面也会出现大幅度的季节升降。要确保退耕还湖成效的巩固就要减少附近居民的搬迁，使他们能有效地利用固定水面。除了发展渔业外，我国台湾高山族的一支——"曹人"在日月潭上生活的本土生态智慧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曹人的做法是，将日月潭边盘根错节的芦苇根块用人力将其切割成数丈见方的浮块，在浮块上洒上少许的泥土直接在根块上种植各种农作物。然后将这些根块漂浮在日月潭中，用绳索和锚将其锚定在湖面上。不管日月潭的水位如何涨落，种在上面的庄稼都会安然无恙，收割时只需要划船采收就行了。

曹人的浮田

黑人最喜欢移民的发达国家，国内黑人遍地都是，未来或成黑人国家

从世界历史来看，从近代开始，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托的整体。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各国人口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这也是世界庞大移民群体形成的根本。其中即使是发展最滞后的黑人，也是全世界移民和流动。而且对于黑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国家都去，毕竟

考虑到当代材料科学极其发达，用现代化的材料建构与芦苇根块同样功效的浮体毫无技术困难，造价也十分低廉。大规模退耕还湖后，在固定水域推广这一传统技艺加上现代科技的耕作办法，完全可以就地安排所涉及到的居民，有效地减少退耕还湖的移民工作量，并巩固退耕还湖的功效。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耕作办法劳动力投入不大，产量却十分稳定，同时还具有治理水体富营养化的环保实效。因此，真可以说得上是一举三得。其实这样的本土生态知识古代汉族居民也曾经有过。元代的农书就明确提到了"架田"这个名称。所谓"架田"就是将竹料和原木捆绑成浮体，在上面浇上泥土，用于种植水稻。

古代的架田

退耕还湖还会出现不稳定的洪泛带（浅水区），这样的洪泛带（浅水区）是我国苔草植物群落生长旺盛的地段。苔草在洪水季节被淹入水下后，为各种鱼类提供食物。水退后则露出水面在陆地上继续旺盛生长，为大型食草类家畜提供丰富的饲料。对这样的两栖植物要做到有效的利用也可以借鉴相关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我国一些分布于高原与河谷交错地带的民族都有垂直放牧的文化传统，彝族、土家族、纳西族和苗族等都有类似的情况。在夏季，他们将牲畜赶到高山草原放牧，冬季则将其赶到河谷滩地放牧。考虑到这种放牧模式的流动正好与长江洪泛的季节同步，也与苔草的休眠和重新生长相互吻合。

而长江中游平原附近地带实施季节性垂直放牧的民族正好有土家族，若能引进季节垂直放牧这一文化要素去规模利用水位变动幅度很大的洪泛区苔草资源，必将收到畜牧业与渔业双利的经营实效。使相关地段的居民可以在洪泛季节从事渔业生产，同时将牲畜转移到高山草场放牧。水退后再将牲畜转移到洪泛带，利用生长旺盛的苔草供冬季放牧。这一文化要素嫁接除了收到经济实效外，还可以增进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间的团结，其社会安定的实效也不容低估。

针对第二个问题，如果能做到退耕而不移民？

要解决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借助于相关民族的本土性知识的智慧。水上的漂浮居民在我国古代典籍中被称为蜑民，他们终年生息在船上，靠水上运输和渔业为生。随着我国汉族定居稻作农业迅速推广，早年的很多蜑民纷纷上岸务农，"蜑民"在我国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这种水上生活方式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来，决不意味着落后，也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低下。

生活在水上的蜑民

事实上，在水上建构及其舒适的住房在今天并不是神话，而是现实。从凡尔纳的《机器岛》到今天的豪华游轮，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水上住房后，完全可以在固定水域上建构起适合人类居住的理想居家环境。西欧的荷兰人从13世纪开始围海造田，其情形与我国长江下游平原的围湖造田极为相似。荷兰人的这一生存方式发展到今天居然有1/4以上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当然，他们在向生态进军的时候困难越来越大，海水的反浸、堤防的安全和排水耗能提高，都使得向深海进军越来越困难。

荷兰的水上城市

近年来，荷兰的工程师们正着手使用现代的轻型材料在外海搭建活动式的集镇，这样的集镇可以用驳船拖动。集镇中不仅有整齐的住房，还规划了街道、游乐区、购物中心等内容，居民生活的现代化程度与陆地上的集镇一般无二。此外，海上集镇还有其独特的长处，不仅可以免除大气污染的干扰，还能不断改变集镇周围的海域背景。

这样的计划一经推出，立即得到了众多城镇居民的响应，纷纷申请作新的海上居民。由此看来，20世纪中期以后，退出我国社会现实的蜑民生活方式并没有走到它的尽头，只要将现代科学技术引进到这种生活方式，完全可以推陈出新，在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一席之地则应当由退耕还湖所形成的固定水面去付诸实践。

事实上，嫁接蜑民的生活方式或荷兰人的水上集镇，难点不在于技术上，也不在于经济上，而在于观念形态的惯性延续上。我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解决兴建水上集镇的所有技术难点，至于经济方面，虽然目前造价较高，那么专门用于现代水上旅游，则可以确保收回投资并盈利。陆续推广普及后，与水上产业结合起来，这样的水上集镇完全可以在退耕还湖后的深水区就地安置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