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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精神病学》（ The Lancet Psychiatry）近日发表来自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统计学系陈雯团队及 西悉尼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的联合研究。研究基于澳大利亚Build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BNLA）队列，探究了移民相关的压力源与重新定居难民的心理健康之间的时间依变效应，以及在定居后各时间段，不同压力源对男性和女性难民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团队介绍

团队主要成员包括陈雯（博士，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统计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从事流动人口健康测量、干预与评价，卫生政策效果评价方面的研究工作）、Andre M N Renzaho（博士，西悉尼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转化健康研究所，杰出教授）、Brian J Hall （博士，上海纽约大学，副教授）、凌莉（博士，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统计学系，教授）以及第一作者吴淑贤（现就职于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论文介绍

在过去的20年里，国际移民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全球移民数量从2000年的1.53亿增加到2019年的2.72亿[1]，这其中难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据估计2020年全球有2600万难民，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约两倍[2]。抵达重新定居的国家（东道国）后，难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多种心理疾病的患病率都远高于一般人群[3]。重新定居的难民虽然接受东道国政府提供的人道主义服务，以支持他们融入新的生活，但他们仍然面临许多移民相关的压力源，包括移民前和移民过程中经历的创伤事件，移民后的经济压力、文化适应和文化冲击，孤独及对家人的担忧等[4]。虽然大量横断面研究都揭示了移民相关的压力源与重新定居难民的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但我们对这些压力源与难民心理健康之间的纵向关系了解甚少。

因此，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5，6]，应用澳大利亚“Build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BNLA）队列 2399名重新定居难民的在2013-2017年间的随访数据，按照性别分层，探究了移民相关的压力源与重新定居难民的心理健康（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和严重心理疾病（high risk of severe mental illness，HR-SMI））之间的时间依变效应；此外，本文系统探讨了在定居后各时间段，不同压力源对男性和女性难民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对重要性。研究结果为完善现有难民心理健康研究理论框架，并指导针对定居后不同阶段难民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持。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女性难民在重新定居阶段的心理健康问题较男性更加突出

首先，通过分层分析，我们发现男性和女性难民在重新定居后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研究随访的四年间，女性PTSD加权患病率从36.6% （95% CI：33.6-39.5）降低至 22.8%（95% CI：20.0-25.7），男性则由28.1%（95% CI：25.6-30.6）降低至18.5%（95% CI：16.1-20.9）女性HR-SMI加权患病率从20.1%（95% CI：17.7-22.5）降低至15.3%（95% CI：12.9-17.7），男性则由12.5%（95% CI：10.6-14.3）降低至10.0%（95% CI：8.1-11.9）。（图1）

图1：在澳大利亚重新定居难民PTSD和HR-SMI的加权患病率

二、重新定居的不同时期，对难民心理健康产生主要影响的压力源不同

通过对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我们发现在四年的随访中，经济压力、对澳大利亚生活的适应困难和孤独感是对所有被调查难民心理健康最为重要的3个压力源。此外，对于男性而言，歧视和语言障碍在定居一段时间（约2年）后逐渐变得重要，甚至成为定居后期对男性难民PTSD患病最为重要的压力源。

三、同一压力源与难民的心理健康间存在时间依变效应，且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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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数怀揣着“美国梦”的人而言，HIB是留在美国必须要用的“准入门槛”。在特朗普当政之前，美国移民局通常采用抽签政策，来进行相对比较公平的选择，这一方式也被大多数申请者认可。 然而川普打破了这一规则，大大的提高了门槛，使得一部分人根本无法申请

四年的随访中，经济压力与难民心理疾病的患病呈倒V型的正相关，定居1.5年前后，经济压力对难民心理健康影响的效应最大。每增多一种经济压力（包括工作、住房和家庭财务状况），男性和女性患PTSD的风险分别增加60%（OR=1.60，95% CI：1.26-2.03）和81%（OR=1.81，95% CI：1.27-2.57）；男性和女性患HR-SMI的风险分别增加86%（OR=1.86，95% CI：1.35-2.55）和124%（OR=2.24，95% CI：1.49-3.38）。随着定居时间的延长，自感孤独的难民患心理疾病，尤其是HR-SMI的风险逐渐增大。在定居3.5年前后，男性和女性难民中自感孤独者出现HR-SMI的风险分别是无孤独感者的3.70倍（OR=3.70，95% CI：2.18-6.27）和3.68倍（OR=3.68，95% CI：2.02-6.69）。此外，在男性难民中，相较于能够适应澳大利亚生活和没有英语障碍者，存在适应困难或英语障碍的人在定居后期患心理疾病的风险都更高。（图2、图3）

图2：经济压力、孤独感、语言障碍和适应困难与PTSD间的时变效应

图3：经济压力、孤独感、语言障碍和适应困难与HR-SMI间的时变效应

本研究首次应用前瞻性队列评价移民相关压力源对重新定居难民的心理健康影响的时变效应及其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难民的精神疾病负担更重，不同压力源在定居不同时段的健康效应不同且存在性别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提示东道国（澳大利亚）应根据性别和定居时间为难民提供有针对性的安置服务，以改善难民的心理健康。END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所有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

1.McAuliffe, M. and Khadria, B.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0. 2020,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2.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9. 2020. https://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9/

3. Steel Z, Chey T, Silove D, Marnane C, Bryant RA, van Ommeren M. Associ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potentially traumatic events with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mong populations exposed to mass conflict and displac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AMA 2009; 302: 537-49.

4. Wessels WK. The refugee experience: involving pre-migration, in transit, and post migration issues in social services. Master of Social Work thesis, St Catherine University, MN, USA. 2014. https:// sophia.stkate.edu/msw_papers/409 (accessed Feb 12, 2020).

5. Chen W, Hall BJ, Ling L, Renzaho AM. Pre-migration and post-migration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ental health in humanitarian migrants in Australia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post-migration stressors: findings from the first wave data of the BNLA cohort study. Lancet Psychiatry 2017; 4: 218-29.

6. Chen W, Wu SX, Ling L, Renzaho AM. Impac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loneliness on mental health of humanitarian migrants in Australia: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9. 43(1): 4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