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在我们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族群迁徙频仍，但多数发生在上古至中古，且多数情况下，规模不大；即便有比较大规模的，由于年代久远，之于今天的影响，也已然微乎其微。

中古以来，比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或称“移民”，并不多见，还基本都跟改朝换代紧密牵连。其中比较明显的是“两宋”-元-明初期间在“历史节点”上的移民事件。

虽然，相比上古的族群迁徙，这几次移民，对今时有一定影响，但仍不及近古（明清）至民国早期的几次重大移民那样，给近现代中国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记。它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四大移民”的——闯关东、填四川、下南洋、走西口。

这四次移民，都有同名电视剧。但电视剧说的，都只是局部“故事”，跟下文所述，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关联。

（一）闯关东

从“规模化”的起点看，闯关东，在“四大移民”中，该算“最先”，从清初（以1644年八旗入关、定都北京为准）就开始了。

满清源于女真。女真是“渔猎”部族。建立清王朝的“建州女真”，相比当时尚“共存”的“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渔猎的“古风”，最被汉族的农耕文明浸染，满清统治者，懂得土地（可耕地）的价值，故而在入主中原之初，就大肆掠夺、兼并土地，史称“圈地”。

随着“圈地”展开，在满清政权已完全主控的华北及延伸地区，大量自耕农被强行“圈”走本属于自己或部分属于自己（与地主分割权益）的土地，沦为“农奴”，其中尤以“直隶”（今河北省北京以南部分）、山东两省为甚。

山东自古以来就属“物富民丰”之地，又是孔孟之乡；河北则是古来“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故地；这两个地方的人，也许是广大国土中最不容易接受“异族”统治、最不甘沦为奴隶的。于是，针对“跑马圈地”的满清贵族，反抗、逃避，层出不穷。而逃避或反抗后的逃亡，最近的去处，便是因为满清入关而显得空虚、地广人稀的“关外”，即今东北地区。

满清最高当局，及时洞察到这个情况，颁布严苛的《禁关令》，意图以法令形式，阻止直隶、山东及其他地方失去土地的农民去往山海关以东（即“关外”、“关东”）。其意图，不仅是为把“关内”农民限在原地，给土地的新主人当农奴，还有害怕他们“起家”的所谓“龙兴之地”被汉人“入侵”，继而动摇统治“根基”的考虑。

但不管怎么禁，还是有很多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要去。“闯关东”的“闯”字，很形象地表述了这一程的勇敢和别无选择。最开始以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主；随着形成“潮流”，商贩、手工业者、服务业者、艺人，甚至地主，渐渐加入，形成“非个别的全社会现象”。

由当时满清最有权势的“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主张颁布的《禁关令》实施之初，很是严苛，一时肃杀。已经离家踏上闯关东道路的人们，有的离散去了别处，也有的真的返回了；但更多还是继续路程，并在今冀东唐山为中心的临近山海关的“关内”地区，形成驿站功能。后来，有些人就留在了那里，给当地带来更多生气。

随着多尔衮去世，《禁关令》的执行，变得柔和、松散，但关内的圈地却没有同步同向变化，于是就有更多的人，循着前人的路，去闯关东，进而形成绵延二百多年（直至民国）的“习俗”。今天的东北人、唐山人，很多祖籍都是山东或河北省北京以南地区。

（二）填四川

几年前，广播里有个公益广告，说的是继承传统艺术，举例川剧，题语讲到唐代对“蜀戏”的赞誉。一不留神，就会觉得人家说的很对。而其实，这里面有误——唐代赞誉的“蜀戏”，跟今天的川剧，完全两码事！因为今天的川剧，是“填四川”之后才形成的，而“填四川”，作为近古时期唯一一次“官方主导”的大移民，发生在清朝中早期的康雍时代。

很小的时候，语文课学到朱德老前辈的文章，提到他家是“湖广填四川”去的四川。由此知道了“填四川”的说法。大学同寝室对面的兄弟，成都人，说他们祖籍是广东，也是多少辈子前循着“填四川”的潮流到的四川。甚至，笔者所知的自家祖上，也是从湖北大别山地区迁往毗邻四川的陕南地方，想来，也怕是脱不了“跟随潮流”的意思。

四川自古就算好地方，战国时“都江堰”落成后，成都平原就更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东汉末年“蜀汉”两代人数十年经营、建设，更使其与中原主流文化充分融合。后世，历朝历代，四川都是受瞩目的“宝地”，唯一的“缺点”，就是“蜀道难”。

这么一块人杰地灵、山高皇帝远的好地方，到了明朝末年，却遭遇浩劫——以明末起义领袖张献忠为首的起义军，占据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因时局动荡、管理能力有限、内部缺乏协调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大西”政权经历惨烈战事后，几近崩溃，余部向云南退却，遭遇前所未有战祸的天府之国，满目疮痍，几乎鸡犬不闻。

清朝鼎定不久的康熙朝，“三藩之乱”平定后，由康熙帝主倡，启动针对“荒芜”的四川的“复兴”，最重要步骤，就是补充人口。在国家形式的倡导、辅助、监督之下，生活在人口相对稠密的“湖广”地区（湖南、湖北及相邻的江西及两广部分地域）的大量人口，响应号召也好，迫不得已也罢，开始了规模化的迁徙。断断续续数十年，方告一段落。

后来，又有一些“湖广”甚至更广泛其他地域的人们，循着之前的迁徙路途，零星却又绵延不绝地，迁往重新花团锦簇、美不胜收的天府之国，直至清末。

有人说，今天的川菜，是从很多其他地方“填四川”聚集在四川的人们，将各自家乡的美食，适应了四川的物产和气候，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演变而成。今天的四川方言，则是来自不同地方、操不同方言的“填四川”的先祖们，彼此间求同存异，以求交流通畅的产物。

如是，在笔者想来，今天的川剧，恐怕也是“填四川”之后的产物。至少也是融汇了“填四川”而来的人们所传承的各自故乡的相似艺术的集大成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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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南洋

所谓“下南洋”，主要指广东东部潮汕地区的人去往“南洋”（东南亚）的移民事件。

如果说，填四川是“官方主导”，那“下南洋”就可定义为“生活所迫”或“利益驱动”。

要说“下南洋”，先得提一下更早的“宋元之徙”。

这个在主流资料上并没多少提及，只见于潮汕地区相关一些记录，是指南宋末年至元代中后期（元代总共不足百年），原本居于中原南部、江南、中南地区的人，因躲避南宋败亡的战乱、追随南宋政权、不堪蒙元政权的“种族等级制度”等多种、多重原因，向南迁徙至东南沿海相对偏僻的势力交叠区域。

据说，在那场绵延大几十年的迁徙中移民到粤东的人，便是今天多数潮汕人的祖先。至今，仍能从潮汕人的生活习惯、饮食偏好、文化印记甚至干脆就是他们本身的身材长相，寻找到与“百越”（今珠三角及粤西至广西大部）迥异而跟“内地”甚至北方隐约相似的痕迹。

笔者本人认识四男二女总共六个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其中只有一位男士是那种一看就是“老广”的模样，其余都几乎没有那种独特的外部特征；甚至，二女中的一位，如果不说话，直观看去，简直就差不多是个“东北妞儿”！六人中，她却最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不用借助家谱什么的，她自己随随便便掰掰手指头，就可往上追溯至少七八代！

也许正是因为“宋元之徙”给沿海并不富余也肯定不够肥美的土地带来过重负担，潮汕人从很早时候起，就形成向外谋生的习俗。

明清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普及和对外界认识的增进，就有了去往“南洋”谋生的趋势。满清“禁海”，仅限制性开放屈指可数的海港，以供“必须”；长江以南，原只有宁海、泉州两处，却在乾隆朝给汕头开了“特许通行证”，“敕令”以“红头船”为标记，准许出海。

自此，红头船，不仅将南海贡品送往北方（说是“北方”，其实是海航至“吴淞口”再沿河道抵苏州，上海开埠后，直达上海），更载着或怀揣梦想或迫于生计的一代代“过番客”前往“南洋”，成为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商贸与劳动力交往的重要载体。可以说，红头船的航程，就是“下南洋”的轨迹。有传闻称，最早标记曾母暗沙的，就是一艘发自潮汕的红头船。

下南洋，是“四大移民”中唯一方向“对外”的，其对中国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可谓深刻、久远，以至于“郑”姓潮汕人能坐上泰国（时称“暹罗”）王位，以至于在那些国家，至今仍有很多地名、街道名，带有明显中国印记，华语汉字占据重要地位，华人社区、社团、商会、乡民组织比比皆是。

（四）走西口

关于走西口的“时间起点”，有说明朝时就开始了，也有的说是始于清朝，还有的说是较大规模的现象发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应该说，都有道理，也都不尽全面。

从笔者肯定不全面不细致的“考证”来看，如果把陕西、山西两省北部农牧交叉区域或明长城交界区域偏南的农民向偏北的“牧区”谋生的事件，就都定义成“走西口”，那就可以说，走西口最主要的两波大潮，分别发生在清朝康雍年间和民国初年，而其“发端”，则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早期“仁宣之治”时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1424～1435年）。

所谓“西口”，如果非要确指到一个具体地方的话，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今属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广义来讲，则可以认为，“西口”，指山西、陕西北部及河北省西北部明长城的诸多关口。这样的话，被民间习惯地对应称为“东口”的张家口，其实也可算在其列。

出了“西口”，就是今内蒙古，也是蒙元灭亡后蒙古族势力所能及的最南端。

明“仁宣之治”及今后的“景泰、天顺”时期，曾经横扫天下的蒙古帝国，完全崩溃，复兴的华夏政权（明王朝），与其余部，经历数十年、几代人的“磨合”，形成长城内外“互市”的默契。随着蒙古最后的霸主“也先”（瓦剌部首领）退出历史舞台，蒙古诸部再没能集结成对华夏中原具有威胁力的规模，东北亚游牧民族延续三千年的侵扰中原的“盛宴”，也就此宣告历史性的彻底完结，边境“兵患”几乎完全消除，“互市”更趋安定、繁荣，中原农民、商贾向“口外”谋生、经营日益常态化，以至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稳定在了“口外”，并对“口内”乡人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口外”广袤的草场和各类资源以及商机，对一道长城之隔的“口内”人，愈显魅力。至清中早期，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波及广泛而持久，以避战和另谋生路为目的的“走西口”，形成一波高潮。战争结束后，疆域格局发生变化，由渔猎部族托生、注重向汉族学习的满清统治者，鼓励大兴农耕；走西口，又成了边地农民向“口外”草原“开拓”的途径，以至于形成“风俗”式的“现象”——“口内”遭了灾荒，就走西口；与人冲突难以立足，就走西口；“口外”故人一招呼，就走西口；甚至在“口内”找不到媳妇，也走西口……先是单个单个的，后是三五结伴的，再是拖家带口的……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灾祸连连，“口内”农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口外”却经数百年积累，形成“气候”；大量困于兵祸、苦于生计的人们，很轻易步前人走西口的后尘，形成又一波较集中的迁徙。今天听到的《走西口》民歌，以“走西口”为主题的影视，基本讲的就是这个阶段。

文末特别提两点：

其一，无论是政府（朝廷）主导还是民间自发，大规模移民，本质上，都或多或少包含着苦难与无奈，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肯定不是什么高高兴兴、敲锣打鼓的事儿。

其二，多多少少，这样的大规模移民，都在建设、确立的同时，对迁出地和迁入地，产生一些客观负面影响。尤其走西口——大量草场被较盲目地开垦成耕地，达到一定规模后，对草原生态的负面影响，明显而深远，以至于至今仍有可堪治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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