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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史书》的说明，早在公元1660年，一个名叫万寿（音译，Whacho）的华人，便被东印度公司流放此地。而在19世纪80年代金矿发现前，也有少量华人移入南非，多为流犯和释放犯，其中亦有小商人、熟练工匠、手艺人等，到了1795年，南非已有华侨数百名，但这些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移民。

19世纪初期，由于南非建筑行业技术工人缺乏，尤其是1806年英国人入侵南非后，急需大量劳动力进行开发，英国殖民者便以各种手段欺骗东南亚、印度或毛里求斯等地的华人前往南非。史料记载，1815年，共有26名华人应聘到南非开普敦来，其中泥瓦匠13人、木工10人和油漆工3人，均系三年合同工。1870年，又有一批从中国南方来的华人，经马达加斯加、模里西斯来南非。1891年以后，还有不少来自广东的华人前往南非，以技艺工匠和小商人居多，从而开始了华人向南非移民的历史，而大规模的华工移民潮，则开始于20世纪初。

一个世纪前的“劳务输出”

1904年5月25日，香港，英国租借地。

一船满载1055名华工的船只就要启程远航。船上满是拖着辫子，夹着行李，操着各类方言的中国人。衣着虽然破旧，气色也多面黄肌瘦，可掩不住他们满脸的兴奋之情。因为这艘英国人的船舶，将要把他们带往一个满是黄金和钻石的梦幻之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金矿区。这些劳工中，以山东、直隶两省人居多，也有部分广东人。他们多是无业的游民或失去土地的农民，对于他们而言，本地的生活已经没有多少希望，唯一的资本是年轻力壮，或许去遥远的非洲一搏，还有发财致富的机会和希望。

出国，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是一件很奢望，甚至很“可怕”的事。因为清朝的统治者历来抱着“天朝大国”的心态，严禁自己的臣民迁往“蛮夷之国”。在他们看来，华侨入海(到海外去)，非奸则盗，捉到了，就要当作“浪民”、“顽民”、“乱民”看待，就地斩首。然而，时过境迁，二十世纪初的“大清帝国”，已经无力，也不可能再下达“禁海令”了，在当时列强的逼迫下，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清政府的劳务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严禁到被迫接受，再到主动输出。向外输出大批劳务也同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开始，对于英国人天花乱坠的招募矿工，去国外淘金的通告，这些老百姓起初并不太相信，受尽洋人欺凌的他们，去外国，恐怕有“羊入虎口”的心理恐惧和隔阂。再者，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背井离乡”是人生失败中的失败，对不可知的国度，更是心存芥蒂。

不过，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5月，中英两国签订了招募华工条约，即“中英会订保工章程”后，情况有所改观。这是因为，清政府以牺牲劳工权益为代价，将这次劳务输出，办成一件“好的买卖”。当时清政府以出国1名契约工收保工费3元、到南非后每人每年再向清廷领事纳税3元为条件，同意向南非输出劳工。因为官府的热心帮忙，招募工作就顺利了许多。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相信“政府”，“顺从”政府。有了官府的告示，自然放心不少。虽然还有犹豫，还有观望，但终是有人前来报名了。史料表明，1904年，英国政府招募到的华工仅有9668人，但第二年，就猛增到39952人，到了第三个年头的1906年11月，人数更是增长到6．3296万，占专业矿工的35．46％。

南非对华劳工的需求动机

英国人需求大量的华人劳工，与一场战争有关。

1899-1902年，英国发动了入侵南非的战争，史称“英布战争”，结果是英国战胜，鲸吞了德斯兰瓦尔和奥兰治两共和国。德兰斯瓦尔是一个盛产黄金和钻石的矿产胜地，也是南非的经济支柱和命脉。然而经历过这场战争，矿业凋蔽，矿坑由七千多处锐减到四千多个，税收大减，失业大增，整个南非经济趋于崩坏，政局动荡。英国驻南非洲专员密尔纳认为，要恢复南非政局和经济正常，应先从恢复德兰斯瓦尔的矿业着手，为此就必须从中国或日本引进劳工。

选择华人劳工，一方面在于南非当时还是一块未曾开发的处女地，生活在那里的白人很少，而且每日的工资很高。因此，金矿业主们强烈要求英国的殖民部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有着引用华工的舆论导向。有些媒体上把华人描写得出奇好：“华人头脑发达，拥有美国北方人的冲劲和机智，犹太人的理财和经商的能力，苏格兰人的冷静和获得欲，土耳其人的忍耐和中庸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界各优秀民族的长处，中国人一样也不缺。后来这种观点占了上风，并最终形成十万华工赴南非的历史浪潮。

事实证明，华工的工作效率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并没有让金矿的矿主业主们失望，他们感到很是满意。为了最大程度压榨劳动剩余价值，他们先是故意压低以前白人员工的工作薪水，延长工作时间，搞坏居住条件，减少医疗照顾，从而迫使白人自动离开。然后再要求政府大量输入华工。1906年，在南非德兰斯瓦尔的华人矿工人数就高达五一四二七人。也正是由于雇用大批华工，使得劳动效率直线提升，黄金产量竟猛增一倍。

有意思的是，在中英协议的条款中，按西方的惯例，规定每个华工可以携带家眷到南非，旅费由矿主承担。可中国人还是愿意把家眷留在家乡。据南非的历史档案调查统计，1904年随同丈夫出国的华工，只有两位妻子和26个孩子。当时的华工群体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壮汉。这种做法还引起了当时西方人的种种误解和猜测。其实，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除却中国人的保守心理外，试想连自身安全和尊严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男子汉大丈夫”，又岂能放心“妇孺”的安危呢？

在当地的历史文献里，还记载有一些当时华工的喜好和民族习惯。譬如华工有钱时都喜欢买手表和时钟；把花种在睡房门口；把鸟养的听人指挥；还如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在可以容一千多人的大厅里，布置得井井有条、香气四溢，这些都使那些洋人们倍感好奇，并赞叹不已。穿越百年的时光遂道，再些查阅那些发黄的照片和原始记录，不禁为中国人坚韧的民族性情所感动。

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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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工的劳动素质不容否认，可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却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在开往南非的运输途中，由于恶劣的船上条件，华工死亡的数字，骇人听闻。据特兰士瓦公布的数字，1904年6月30日，伊克巴号船上载有华工2025名，抵达南非德班港时只剩1970名。

而目的地南非也并非华工想象的“自由天堂”。在当地殖民统治者的眼里，他们只是一个被集体奴役的特殊群体，一组被布局的“廉价劳动力”棋子罢了。对于华工而言，谈及尊严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当时，矿场设立私刑、体罚华工是很普遍的现象。譬如兰德金矿“围以铁栅，华人从此不许再出，日用饮食、衣服，只许在围内购买，围内之货物，无论精粗美恶，其价格十倍于商店”，“其做工也稍不如工头之意，则驱之于僻静之处，击其手足，吊于空中，酷刑毒打，此等惨苦之情形，令人闻所未闻矣。”

华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非某些矿主的个别行为，而是政府一种堂而皇之的“管理办法”。南非制订的《华工管理章程》，便明文规定：矿主可以体罚华工。鞭打、吊打、拘留、扣发工资、扭送监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各个矿场还修筑了专门的监狱，随意、随时都可将华工投入其中。据统计，仅1905-1906年，即有13532名华工被罚“罪”，被罚比例超过南非华工总数的五分之一。

有压迫的地方自然就有反抗。史料表明，从1904年6月-1905年6月的一年时间，华工奋起反抗的严重暴动就达28次，而在1905年-1906年间，华工反抗尤为激烈。

华工反抗斗争之激烈，引起南非以至英国党派间的激烈斗争，并给那些反对引进华工的派别以口实。加之南非德兰斯瓦尔公众举行大会，抗议虐待矿工，强烈要求废除此种华工制度。彼岸并非天堂，回头才是“故园”，尝尽苦头的华工，不再抱任何幻想，对于这片满是“钻石和黄金”，也满是“血泪和罪恶”的土地毫无眷恋，等契约一满，便迫不急待地踏上返程归乡的道路。从1907年起，华工开始大批返国，到1910年2月最后一批契约期满的华工撤离南非后，留下的华工仅有305人。大规模的来，又大规模地走，这在全世界的移民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吧。

排华之风的由来

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华工深入骨髓的偏见和歧视，在特殊时期，为了转化国内外的矛盾，往往会以政治的手段发动别有用心的“排华”浪潮。譬如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接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殖民统治地区也受此影响，纷纷制定了各自的排挤、迫害、歧视华人的法案。1904年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一项法案，声称过去所有的排华法永远生效。

这一“排华”浪潮也深刻影响了当时以英国为宗主国的南非，媒体上所谓“黄祸”（Yellow Peril）和“华人威胁”（Chinese Threat）等反动论调屡见不鲜，特别是随着1904年以后大批华人的到来，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与不满，反对华人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也是在这一年，南非的一些地方法院也跟风似的通过了“排华法案”。但是为了挽救南非的经济和政局，时任英国殖民部部长的张伯伦破例前往非洲考察，权衡再三，提出了“契约华工”的妥协办法。在这个“走样”的移民计划中，规定凡来南非的华工限制其迁移和职业，期限三年，约满即行遣返。

在这种政治大背景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南非华工，遭遇各类歧视的压力和困境，也就可想而知。包括那些早些移民以及后来留在南非的“非契约华工”，日子也很不好过。当地的法律明确规定，只允许华工在矿井工作；不允许领有商业执照；不允许购置财产；华人外出必须随身携带南非政府签发的许可证等。譬如1902年，南非政府给华人颁发了特别身份证，每天都必须挂在脖子上，形同狗牌，作为“特殊身份”的通行证。这一规定引起了当地华侨的强烈反对和无比愤慨，将其称为“狗纸”。

而在当时的南非，对于华人的种族歧视，可谓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譬如特别划定区域给华人居住；不准华人进入白人的戏院、酒吧、餐厅等公共场合；连公共汽车、火车、电车以及公共厕所都有严格的区分。

南非的种族歧视一直持续到上一世纪末。而在南非的华人侨民也遭受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和苦难。值得一提的是，在“弱国无外交“的那个年代，没有国家撑腰，流落异乡的侨民也就毫无尊严。不过，民间自有民间的智慧，道义有时候会通过某种“黑暗的正义”得以实现。譬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海上常有德日法西斯的潜艇袭击，所以当时许多英国、瑞典、丹麦的船只都停泊在南非港口，以期结队，等待武装舰队的护航才敢出发。有一次，船上的中国海员到岸上华侨会馆参加座谈，得知华人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情况后，非常愤慨，并决定有所行动，示以惩诫。他们约定轮船启锚的前一天，分批到平时不准华人入内的戏院、酒吧、餐厅等处去看戏或吃喝，如果遭拒绝，就按计划行事。

一切如预料的那样，中国海员在遭到无礼的拒绝后，不禁怒火中烧，大打出手，从门口一直打到里面，把场面搞得一蹋湖涂。平日耀武扬威的种族歧视者一时不知所措，心惊肉跳、纷纷藏匿。而警察赶到事发现场时，中国海员也不加抵抗，任由拘去。因为他们选的时机很是巧妙，时值开航在即，船上任务紧张，不可延滞，他们不急，可那些洋人舰长非外着急，所以后来当地警方也不得不放人了事。这个办法奏效后，中国海员又连续多次在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戏院、酒吧等地方大闹一通，从而伸张了“民间的正义”，一扫南非华人平时所受的怨气。自此以后，那些种族歧视者见了中国人来了都很害怕，又没好的办法可想，从此任由中国人自由出入，不再加以限制。

历史拉开新的序幕

从世纪80年代开始，南非华人的地位有所改观。因为当初代南非实施鼓励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政策，所以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等地的投资、技术移民，纷纷踏沓而来。据统计，新一代的华人移民中，福建籍占35%，广东籍占20%，台湾籍人占20%。他们分别居住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开普敦、布隆方丹、德班等地，其中，又以约翰内斯堡的居住人数占绝大比例。也许，这片曾经承载他们祖先第一个脚印和诸多梦想的土地，让他们倍感亲切的缘故吧。也正是得益于这些新移民的才能和努力，1984年，南非通过了“种族分区法修正案”后，华人成为“荣誉白人”，但依然带有一丝苦涩的“不平等”味道。直到十年后的1994年，南非彻底结束了种族主义统治后，南非华人的生存环境才有了显著的改善。

一方面，内部环境是因为南非出台了《新宪法》，其中规定：不分种族、性别、宗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外部因素是近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崛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强大，侨民的权益也有了明确的保障，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从此，南非华人开始真正自由地谱写他们的篇章。

最新资料表明，南非现有的华侨华人达10万左右，在这个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扎下根来的他们，不再单纯因为一个“淘金”的梦想，而是因为这片黑土地而在滋长着越来越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