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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481期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少年求学阶段是人生价值观的初始化时期，其经历往往成为影响一生的重要因素。韩愈（768～824）出生于长安，三岁前随父在长安，父亡之后，在洛阳守丧，约在七岁时又跟着长兄韩会来长安，直到十岁前，其生活与京洛学童可能无多大的差别。十岁后，他的经历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历十二年四月，韩会受元载案牵累，贬官韶州，十岁的韩愈随兄远赴岭南，在此生活了两三年，兄亡后随嫂归河阳。不久，逢建中之乱，随家人南下，寓家宣州。在宣州生活了四、五年，十九岁再北上京城赴举。这几次南下北上的奔波，在年少的韩愈心中留下极其惨烈的记忆。其三十岁作《复志赋》回忆这一段经历言：

“昔余之既有知兮，诚坎轲而艰难；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凌大江之惊波兮，过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纪之连山。嗟日月其几何兮，携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窥前灵之逸迹兮，超孤举而幽寻。既识路又疾驱兮，孰知余力之不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阅时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谓青紫其可拾。自知者为明兮，故吾之所以为惑。择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师。”

对以上内容，研究者多关注寓居韶州一段，对寓居宣州之事，较少关注。其实，从十五岁到十八岁，正是为备考进士科的习业时期，其重“古训”的知识理念主要是在这一段阶段形成的。他在这一阶段不仅与京洛文化中心区脱离，而且，父辈不存，家兄已亡，他是通过自学独自完成应试准备，并获得州举资格。其崇儒复古理念既是来自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应与他在宣州修业备考的经历相关。因此，若要具体认识韩愈知识起点与学术观念的形成，还应分析他寓居宣州期间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宣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环境。

一、韩家与宣州之关系

韩氏家族世居中原河阳，在安史之乱后，从其父辈起，就开始在江南生活。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韩愈叔父韩少卿，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中提及了韩仲卿三位弟弟，韩少卿是二弟，文曰：“少卿当涂县丞，感概重诺，死节于义。”李白在战乱前后至少有二次过往当涂，或许当时已经结识少卿，其赞语当缘于实际感受。所言“死节于义”之事，应是指少卿死于当涂县丞任上。由相关史实看，少卿很可能是亡于永王之乱，李璘进军至当涂县时，始露叛乱之象，将太守阎敬之都杀了 ，重于节义者县丞韩少卿可能也不免一死。可以推想一下，永王之乱平定之后，对于韩少卿这类“死节于义”的地方官一定有所表彰与优待，韩家很可能就此安家当涂了。

对以上推断，我们还可找到其他旁证。其一，安史之乱中，韩愈父辈都在江东地区活动，距当涂不远。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应作于至德二载（757）秋 ，韩仲卿由潞州铜鞮尉转迁武昌县令，任满后再调任饶州鄱阳县令，文中言他在乱时保境安民，户口大增，并经营冶炼，增加了财政收入。唐玄宗开元四年十一月敕令：“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着称，赋役均平者，先与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限。” 李白当是依照这一标准来称赞对方的。文中言皇甫侁提举他为佐官，皇甫侁在本年二月镇压永王叛乱时擅杀永王，被肃宗罢官。韩仲卿在武昌令任上虽有政却未升职，仅转任鄱阳县令，应是受到了永王之乱的影响，因武昌县令亦是永王之属下。李白对其受冤遭遇多有同病相怜之意，盛赞其政绩正是为其吐冤，只是碍于时讳，语多模糊。韩仲卿官终秘书郎，十三年间（757-770），仅由七品县令升到从六品，仕途不畅，也当缘此。故可推测，他在肃宗一朝多蹉跎于江南地方官任上。

三弟韩绅卿“尉高邮，才名振耀，幼负美誉。”高邮亦在沿江一带，距当涂不远。李端有《戏赠韩判官绅卿》一诗，曰：“少寻道士居嵩岭，晚事高僧住沃洲。齿发未知何处老，身名且被外人愁。欲随山水居茅洞，已有田园在虎丘。独怪子猷缘掌马，雪时不肯更乘舟。 ”表明他在高邮尉后又为判官，为官之地距茅山、虎丘不远，也当在江南一带。韩愈父辈中，以二叔韩云卿影响最大。李白在文中言其“文章冠世，拜监察御史，朝廷呼为子房。”李白与韩云卿相识很早，其《金陵听韩侍御吹笛》、《送韩侍御之广德令》等诗 ，表明韩云卿可能在侍御史任上逢安史之乱，避难江南，隐于黄山，游历金陵。李白诗曰：“且就东山賖月色”，似写在金陵一带，韩云卿可能就是在此得到广德县令一职的。史载至德二载复置广德县，属宣州。监察御史正八品，县令为七品，其升此职，或许与其寓居当涂一带有关。云卿在任广德令后又回到朝中，至大历十二年升至礼部郎中一职 。韩愈《科斗书后》记：“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咸归韩氏。于时李监阳冰，独能篆书，而同姓叔父择木善八分，不问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称三服，故三家传子弟往来。”韩云卿在大历朝有文名，李阳冰于宝应年间为当涂县令，两家子弟有交往，可能始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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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历年间，韩愈长兄韩会在当涂一带活动。《新唐书•崔造传》言：“（崔造）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当世事，皆自谓王佐才，故号四夔 。”永泰年间（755-756），战乱初定，韩愈父辈仲卿、云卿、绅卿等已北归京洛地区谋职，而河阳故园已残破，故韩会等仍停留在江南地区。唐上元二年（761）年改江宁县为上元县，与当涂县相邻。韩会与上元之崔、卢、张交往密切亦当是所居相距不远。

再次，韩愈对早年生活的回忆也可佐证此事。韩愈贞元九年作《祭郑夫人文》叙及为避建中之乱，其大嫂领着全家南下。“既克反葬，遭时艰难；百口偕行，避地江濆。”上百口人能于江南落脚，当是先前在此地已有定居之所。又，其《新修滕王阁记》言：“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元和年间作《欧阳生哀辞》言：“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贞元十九年所作《祭十二郎文》言：“既又与汝就食江南”。这些都是指早年寓居江南之事。其贞元初曾几度往返于京城与江南之间，《祭十二郎文》中言：“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其离开江南后，于二十三岁时又回到宣州，这次回家极可能是了完婚，所娶卢氏也应是与他家一样因避战乱而暂寓江南的中原士族 。以上所言“江濆”“江南”应是宣州某处，而与“江濆”一词最相合的地方应是当涂。

韩愈约在长庆三年作《示爽》一诗曰：“宣城去京国，里数逾三千……汝来江南近，里闾故依然。”韩爽可能是他的侄子韩湘，诗中明言“宣城”“里闾”，后来注家皆言韩愈在宣城有别业，但是，韩愈在贞元二十年作《送杨支使序》言：“愈未尝至宣州，而乐颂其主人之贤者，以其取人信之也。”在此韩愈明言未曾去过宣州，这当指宣州州治所在地宣城县。这样看来，《示爽》中的“宣城”可能是指宣城郡，泛指整个宣州，非专指宣城县。宣城距长江近二百里，与韩愈所说的“避难江濆”显然不符，而当涂就在江边，比较接近韩愈文意。

由当时历史环境看，韩氏一家寓家江南也符合当时的人口流向。安史之乱后，中原大量人口避难江南。当时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即言：“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肃宗《加恩处分流贬官员诏》言：“又缘顷经逆乱，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携幼，久寓他乡，失职无储，难归京邑。 ”此后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也言：“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为人海。 ”《旧唐书•权德舆传》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又，当时诗人也有感叹，崔峒《送王侍御佐婺州》言：“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 ”刘长卿《奉送从兄罢官之淮南》记：“兵锋摇海内，王命隔天涯。钟漏移长乐，衣冠接永嘉。 ”南来者多是投亲靠友，但时间一长他们也会置业开发，江南地区比较早的开发区域应是太湖流域，那里人口相对比较密集，其东丹阳湖到西边的鄱阳湖流域居住人口相对稀疏，接受流动人口的能力较大，当涂西靠长江东邻丹阳湖，多是因江水冲积而成的无主滩地，更适宜外地移民定居开发，崔造、韩会、卢东美、张正则都是由北方来的移民，越过长江，首先落脚的就应是这些地区。

不过，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中原的少年，韩愈对江南的生活一直没有适应，如其《祭十二郎文》言：“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又，韩愈《与崔群书》言：“仆不乐江南，官满便终老嵩下。”他以为理想的终老之所在伊、颖之上，嵩山之麓，直言不乐江南。但《示爽》一诗表明，他们家族在宣州别业一直存在着，其侄韩老成一直生活于此，侄孙辈也成长于此。唯因如此，此后当地人也将韩愈作为宣城名人来记念。如清赵绍祖《安徽金石略》卷三(清道光刻本)载：

《宋宣城立五贤堂记》，无年月,王遂撰，在宣城，佚，文载《宁国府志》，记略云：二仙堂者祀齐尚书郞谢公朓、唐供奉翰林李公白也。五贤堂者，増宣州观察使颜公真卿、太子宾客白公居易、吏部侍郞韩公愈也。平江知府王遂记。　

这表明自宋人以来，人们已将韩愈作为宣城贤人了。虽然未必准确，但是韩愈青少年时代寓居宣州应是确切之事。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