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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481期

二、寄庄户生活方式与宣州苦读

韩愈家族居家江南，其身份应属“寄庄户”，这是避难江南者特有的生存方式，这一特殊的生存方式，特殊的身份形成了这类北地移民特殊的文化心理。

战乱之中北方士族多是聚族而迁，如邵说《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墓志铭》叙逃难经过时说：“属禄山构祸，东周陷没，公（崔祐甫）提挈百口，间道南迁，讫于贼平，终能保全，置于安地，信仁智之两极也。”崔祐甫一家三代百余口人南下，并最终获得安居之所。战乱平定后，崔氏一家也没有马上北归，而是安居下来。墓志中曰：“（崔祐甫）转洪州司马，入拜起居舍人，历司勋、吏部二员外郎。门望素崇，独步华省，纶诰之地，次当入践。公叹曰：‘羁孤满室，尚寓江南，滔滔不归，富贵何有！’遂出佐江西廉使，改试著作郎兼殿中侍御史，其厚亲戚薄荣名也。”为了关照寓居江南的百余口家人，他辞去京官改任江西幕府佐官。又，如颜真卿《元结墓志铭》言：“及羯胡首乱，逃难于猗玗洞，因招集邻里二百馀家奔襄阳，玄宗异而征之。 ”元结带着两百多家人，由鲁山县逃到襄阳，后来又带着他们到大冶的猗玗洞，再于江州瑞昌县内瀼溪安居下来。元结家原是中原庄园主，庄户甚多，战乱中一路南奔，既是避难，也是在找安居之所。事后十多年，元结回瀼溪，作诗《喻瀼溪乡旧游》曰：“往年在瀼滨，瀼人皆忘情。今来游瀼乡，瀼人见我惊。我心与瀼人，岂有辱与荣。瀼人异其心，应为我冠缨。昔贤恶如此，所以辞公卿。贫穷老乡里，自休还力耕。况曾经逆乱，日厌闻战争。尤爱一溪水，而能存让名。终当来其滨，饮啄全此生。”这些“旧游”多数应是他当年带过来的老庄户。元结解官后，能来瀼溪隐居，这说明瀼溪已成为他的新开发的庄园。虽然，这些北来移民，有的可能不再是暂居而是定居，但相对于他们之前的身份在当时户籍管理体系里，他们仍属寄庄户。如杜牧《唐故复州司马杜君墓志铭》具体记载这样一个例子：

岐公外殿内辅，凡四十年，贵富繁大，儿孙二十馀人，晨昏起居，同堂环侍。公为之亲不以进，门内家事，条治裁酌，至于筐箧细碎，悉归于公，称谨而治。自罢江夏令，卜居于汉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两馀，三年而室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于垦荒，不假人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耻入仕，不缘妻子衣食者，举世几人？彼忍耻，我劳力，等衣食尔，顾我何如？’后授复州司马，半岁弃去，终不复仕。

这位杜铨是杜佑的孙子，先后于江夏县令、复州司马任上辞官，专意经营庄园。然而，死后仍要归葬长安。显然，江夏农庄是他在任期间购置的别业。中唐之后，这类江南这类移民不断增多，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言江陵晚唐时“境内多有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 ”王禹偁《小畜集》卷三十《柳府君墓碣铭》言：“唐以武戡乱，以文化人，自宰辅公卿至方伯连率皆用儒者為之……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寄寓江南，已成为战乱后中原士族特有的生存方式。韩愈《考功员外卢君墓铭》即言“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讲的是大历年间的事，韩愈《崔评事墓铭》又记：“（崔翰）父倚，举进士，天宝之乱，隐居而终。君既丧厥父，携扶孤老，托于大江之南。卒丧。通儒书，作五字句诗，敦行孝悌，诙谐纵谑，卓诡不羁。又善饮酒，江南人士，多从之游。”所讲的崔翰一家也是久寓江南不归者。从安史之乱到贞元之前近三十年时里，中原一直动荡，这些避难江南者有些已成为定居的移民。

韩愈家也是如此，其《祭郑夫人文》云：“既克反葬，遭时艰难；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荐敬频繁。以享韩氏之祖考，曰：此韩氏之门。视余犹子，诲化谆谆。”百口既包括韩仲卿、云卿、少卿、绅卿四家三代人，再加上仆人等，还可能包括追随韩家的农夫。百口人能易地居住，当然是因为韩氏家族在江南已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奠定了一定的生活基础，这其中有些人可能就是韩家有意召集的劳动者。韩愈《祭十二郎文》言：“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

可见，韩愈随郑夫人在宣城生活了四年，来到京城后，郑夫人带着韩老成等又生活了七年，郑夫人亡后，老成又领着家人生活三四年。仅由韩老成一家看，他在此已生活了十五年，再由《示爽》一诗看 ，从郑夫人领家人南下算起，韩家在宣城已生活了四十多年，若从韩少卿、韩会居家当涂时算起，其家在宣州经营已长达六七十年，家业规模必当可观。推想其家族在江南的发展，大致过程可能是这样的：肃宗时，韩愈父辈少卿、绅卿等在宣城任职期间购置别业，代宗前期韩会等在此经营生活，贞元后郑夫人回到江南操持，郑夫人之后韩愈侄辈韩老成等继续维持，故韩氏在宣城的产业是经过三代人经营积累而成的。

唐朝是按户籍管理赋税与徭役，《唐令拾遗•户令》载武德、开元令说：“诸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法定，州司复之，然后注籍而申之于省。每定户以中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同时，又对部分仕宦贵族安排了免课待遇。如《通典》卷七记；“开元二十五年户令云：“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 ”唐朝重科举之士，科举及第者可享受免试待遇。开元二十五年《赋役令》规定贡举人及第即依例可免课役 。延至晚唐，仍行此法，如穆宗《南郊改元德音》言：“将欲化人，必先兴学。苟升名于俊造，宜甄异于乡闾，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诱，名登科第，即免征徭。 ”

四年后唐敬宗在《宝历元年南郊赦》中又重申：“天下州县．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诱，名登科第，即免征徭。”这些赋役制度都是建立在官府掌握居民户籍的基础上。在本籍以外别的地区买置的田产则被称为寄庄，拥有寄庄的外乡人户便称为寄庄户 ，这些人是脱离于原有户籍管理体系之外的。安史之乱前，一些人将此作为一种避税方式，安史之乱后，则成为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朝廷也开始对他们施行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如《旧唐书•杨炎传》载杨炎《两税法议》言：“开元中……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寝溢，提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人户凋耗……科敛之名凡数百……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又，《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记载：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客居他乡的户口几居半数，其身分地位已获得了朝廷的认可。朝廷也施行了多种政策管理这些寄庄户：

《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革弊》:“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壬申诏：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于当处置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自今已后，有此色，并勒依元额为定。”（《唐会要》卷83《租税》文同）

寄庄户已纳入朝廷的税赋体系之中了。同样，对寄庄户的士籍管理也有相应的调整，寄庄户也可在所寄之地获得地方荐举的资格。大历年间，洋州刺史赵匡《学人条令》说:“兵兴以来，士人多去乡土，既因避难，所在寄居，必欲网罗才能，隔年先试，令归本贯，为弊更深。其诸色举选人并请准所在寄庄住处投状请试，举人既不虑伪滥，其选人但勘会符告，并责重保，知非滥伪，即准例处分。 ”考进士科者无需像以前那样由原籍地方官推荐，可以在寄居地投状请试。显然，这是因为当时这类考生增多了，才会有这样请求。

但是，随着寄庄户的增多，又对寄庄户这方面待遇作了更加苛刻的规定。如：

《文苑英华》卷四百二十九《会昌五年(845)正月南郊赦》:“或因宦游，遂轻土著，户籍既减，征摇难均。江淮客户及逃移规避户税等人，比来虽系两税，并无差役。或本州百姓，子弟才沽一官，及官满后，移住邻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广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其本乡家业，渐自典卖，以破户籍，所以正税百姓日减，州县色役渐少，从今己后，江淮百姓非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纵因官罢职，居别州寄住，亦不称为衣冠，其差种色役，并同当处百姓”。（又见《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

《文苑英华》卷六百六十九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盖侨寓州县者，或称前资，或称衣冠，既是寄住，例无徭役。且敕有迸士及第，许免一门差徭，其余差科，止于免一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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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要求唯有进士及第者可免一门差徭。寄庄户如不能成为进士或及第，则不能享受衣冠户的待遇，要与当地一般百姓一样承担赋税。关于对于寄庄户管理的材料，现在仅能发现晚唐时期的文献，但这一情况早在开元年间已为人关注了，有理由推断随着战乱后寄庄户大量增多，地方上已施行了类似的户籍管理方式。这样看来，能否及第已成为寄庄户的头等大事了。

韩愈自然感受到这种压力，其《感二鸟赋》言：“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南内朝贺归呈同官》又言：“余惟戆书生，孤身无所赍。”这是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定，他认为自己可以立足于世唯有读书而已。其《示儿》也言：“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发愤苦读，是其唯一的生存之道。韩愈晚年作《苻读书城南》也一再表明此意：

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

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

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

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

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

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鉏。

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

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

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恩义有相夺，作诗劝踌躇。

诗中反复强调读书之用，其中关键的内容就是读书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其中可能也含有他早年在读书备考中的体会。在韩会卒后，韩氏这一家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韩愈上辈虽世代为官，但祖父两代都不过五品，未及高官之列，荫庇不及第三代人。何况贞元之后，朝廷对这些寄庄户管理愈来愈严，若非“衣冠户”，仍需交纳赋税。因此，进士一事对当时韩氏家族来说，实可生死存亡的大事。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韩愈一方面对自己“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上宰相书》）”非常满足，另一方面，对考进士一事非常焦急，连考四场也不气馁。可以推想，背负着这样的压力，韩愈在寓居宣州时期的学习一定很努力，这才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基于这一动机的求学，对于儒家认定的社会思想与统治秩序有着本能的认同，因为在人生伊始他就把他的人生理想与他的光荣寄托于这一社会秩序与传统之上。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