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入籍网

图为西安大雁塔北广场上的历史人物雕塑，唐代诗人王维。 （视觉中国/图）

古代科举考试，也存在“考试移民”现象，这种在考生籍贯上做手脚的情况，古代称为“冒籍”，就是利用不同行政区域录取政策、录取名额的差异搞擦边球。最早的“高考移民”在唐代和五代十国时期就出现了，武则天时期薛登就说当时读书士子“或冒籍以偷资”（《旧唐书·薛登传》），就是利用假冒自己的户籍来获取科举上的好处，这是“冒籍”最早的出现。

唐中宗时候的李钦让，本来是籍贯定州的乡贡，但却被附太学户籍，因为开元以前科举进士从太学两监出身，会有更好的前途，这也是一种冒籍。此外还有著名诗人王维，按制度本来应该从自己户籍蒲州参试，但他却直接跑到长安，通过关系以京兆官解送，并于“开元九年进士擢第”（《旧唐书·王维传》），也是一种冒籍的行为。安史之乱后，户籍紊乱，《册府元龟》卷六四一《条制三》收有后唐的一条“不得假冒乡贯敕”，说“诸道举人，多于京兆府寄应”，就是说当时各地的举人，很多都没有从自己户籍呈送，而是冒籍走京城呈送，这条敕令就是禁止他们这样做的。

到了宋代，冒籍京师的情况仍然较为普遍，洪迈《容斋续笔》记载了一份宋真宗咸平元年的登科进士名单，令人奇怪的是这帮人除了一个叫刘烨的以外，“余皆贯开封府”，很明显这种情况是人为对籍贯做了手脚的结果。

《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宋仁宗时候有个叫王济的读书人，他的籍贯是庐州，但有个哥哥王修己的户籍在京城开封府，于是他居然把哥哥名字注册为父亲，自己也成了开封府考生。另一个例子是，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处州读书人章仲衡本来应该回本籍贯考试，但他却作伪过继到在鄂州的叔父户籍名义下去参加考试，在贡院拆号时被人发现。

《宋史·选举志二》记载“士子又有免解伪冒入试者，或父兄没而窃代其名，或同族物故而填其籍”，就是说宋代一些考生为了冒籍，偷换死去父亲、兄长的名字，或者找死去同族者的籍贯，总之就是要打擦边球。

针对冒籍的情况，宋朝也尝试进行严格管理，如《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太祖开宝五年诏书就要求“应贡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取解，不得寄籍”。宋太宗淳化三年诏书也要求“应举人今后并须本贯文解，不得伪书乡贯，发解州府仔细辨认”。但漏洞一直存在。

蒙元时期优待蒙古人、色目人，也体现在科举上。因此一些人尝试修改自己的户籍身份，把自己变成蒙古、色目人身份。“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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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冒籍现象十分普遍，所谓“各省多有冒籍无耻之人”（《丝纶录》卷三），“凡遇开科，多有诈冒乡贯报作生员”（《明英宗实录》）。明朝时期南北方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因此冒籍最突出的特点是文风繁盛的江南地区，考试压力的内卷巨大，一些人便冒籍成北方户籍，可以极大提升自己取得科举功名的几率。

《万历野获编》的“科场”条，记载了很多科举移民的情况，如景泰四年“顺天举冒籍者十二人”。成化四年，浙江乐清人章元应，“冒籍应天中式”；嘉靖二十二年，浙江秀水县人马銮亦因冒籍顺天中式被除名；嘉靖四十三年革除宛平、大兴冒籍诸生五十多人；万历十三年，史记纯、冯诗等八名浙江生员冒籍顺天中式；万历十六年，浙江人王国昌冒籍应天中式。晚明著名的袁崇焕，就是一个冒籍考试的移民，万历二十四年袁崇焕必须在落籍的藤县应试，但为了提升考取几率，他冒籍到平南县考试，被当地人告发，最后仍回藤县应考。

明朝时有人为考试移民行为进行辩护，如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认为禁止考试移民毫无意义，认为天下大一统，不必严分彼此，况且有一些州县土著居民少而迁徙外来者多，如山东临清就有大量的徽州籍居民，几代人都生活在当地，祖父那时候都能参加山东考试，而孙子辈却要回徽州考试，不公道。

当然，他们动了文化落后地区的奶酪。明朝人王同轨在《耳谈类增》中记载了顺天府的学生“青衿有惯攻冒籍之名，犯者往往击死”，就是说北方顺天府的学生在考试能力方面较弱，他们尤其厌恶江南等地冒名“顺天府籍贯”的考生，有时甚至会将这些南方人群殴打死以泄愤。

科举制度辐射的东亚如朝鲜等国，也出现过考试移民的问题。朝鲜李朝时期，平安道、咸镜道、济州等地的文化较为落后，因此朝鲜的科举考试对于这些落后地区考生有一定的照顾措施，专门有针对这些地区的“平安、咸镜道科”以及海岛学生的特科考试，难度更小，更有优待。其结果是，朝鲜文化发达地区的考生，也常冒籍号称自己是“济州”考生，反而抢占了这些落后地区的名额。对此，李朝高宗二十三年，国王专门下令严格审核考生籍贯身份，“日后如有冒称，即令严刑，押送本牧，限己身充军”（《朝鲜高宗实录》卷十二）。层出不穷的“考试移民”问题，也算是东亚科举文化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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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竞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