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0年前后，整片欧亚大陆都因为战火肆虐而深陷混乱之中。西有大批塞尔柱突厥入侵拜占庭帝国，南面是加兹尼王朝对印度半岛的连续征伐，北方则是突厥喀喇汗国的大规模内斗。至于远在东亚的北宋王朝，也急需搞定边境上的宿敌西夏。

与此同时，一批来自中亚的穆斯林移民，也开启了浩浩荡荡的东迁之旅。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将会落户于北宋境内，并被集中安排到幽州和汴梁等地生活。可惜，这些原本就身兼军事与贸易专家的外来户，竟没能将自己掌握的技术经验也同步输入。从而让北宋失去了至关重要的转型时机，

来自布哈拉的落难王公

布哈拉是仅次于撒马尔罕的河中大城

根据目前已发掘的大量家谱文献记载，这批总数约有5300人的穆斯林移民，基本都由一个名叫所非尔的贵族率领。在做出背井离乡的艰难决定前，他还是中亚名城布哈拉的地方王公。由于坚持自己的家族源于西亚，所以经常被后世判定为拥有先知默罕默德血统的圣裔。

虽然彼时的河中地区已不为阿拉伯帝国所统御，但仍旧有大批征服者的后裔定居在那里。布哈拉本身又是仅次于撒马尔罕的区域中心，自然是这些前朝遗民的主要集中区域。特别是在高举波斯文化大旗的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他们依旧能在宗教、商业、市政规划和技术部门有极高权重。而稍后征服这里的喀喇汗国，也基本维持了类似格局。直到王室因继承权问题而发生激烈撕斗，才将富庶的沙漠绿洲变为热战前线。整个汗国也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并且为争夺地盘而开始了漫长战争。

鼎盛时期的 喀喇汗国版图

所非尔和生活在布哈拉的阿拉伯裔居民，应该就是为躲避这场内战而背井离乡。虽然控制河中的西喀喇汗国，会在稍后斥巨资重建城市的公共建筑，但去往东西两头的贸易线路都已为内外对手所阻断。因此，非常依赖贸易收入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向域外寻求生机。其中必定还存有不少改宗的粟特土著，足以为庞大的流亡者队伍提供地理情报。加之伊朗高原上的塞尔柱突厥更难应付，所以才优先选择向另一侧的东方转移。

当时的东喀喇汗国，依旧控制着半个费尔干纳盆地、整片七河流域和以喀什噶尔为核心的塔里木盆地西部。出于路程的便捷性考虑，所非尔及其部众应该是选择走阿尔泰山脚下的丝绸之路北线。先是由位于今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怛罗斯城进入其腹地，继而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地界的都城八剌沙衮。随后就可以选择走西周回鹘控制下的龟兹等绿洲城市，或是径直踏入在名义上归属辽帝国的蒙古草原。

几乎是举族东迁的 布哈拉穆斯林

从后来的种种迹象来看，所非尔决定走在今天看来是更不方便的后者。然而，只要稍加了解当时的东亚地区局势，便不会对这种看似舍近求远的选择感到奇怪。首先，就是与喀喇汗国同出回鹘世袭的西州政权，早就因信仰隔阂而与西方亲戚们决裂。仅仅在几十年前，双方还相互发动过多次宗教圣战。更为不妙的是，这些坚持尊奉佛教与摩尼教的游牧势力，还与更东面的西夏王国关系紧张。后者自李元昊立国之日起，便意图将河西走廊与半个西域地区兼并。所以，落难的移民团若选择这条路线，势必会被不期而至的战乱给不停打断。

于是，所非尔等人便沿着草原商路继续向东，直到位于山西大同的辽国西京。其实，早在穆斯林征服中亚前，以布哈拉为基地的粟特商团，就已将这些贸易血管的分布都聊熟于心。统治辽国的契丹皇族，也乐于靠吸纳外番的方式赚取贸易商税。因此，新来者便可以在大同见识到类似家乡的繁荣市场，以及从五湖四海赶来的穆斯林、突厥、党项人或粟特后裔。而类似的盛况，同样在当时的南京幽州反复上演。

墓葬壁画中的契丹贵族

看似取巧的抉择

辽国城市的现代CG复原图

然而，开放性极强的五京制辽国，还是没能让布哈拉难民们选择留下。由于当事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心路历程，我们便只能从相对宏观的层面争取理解。

首先，就是契丹人自己构建起自己的庞大帝国以来，就不曾对封关堵截贸易流量的统御之术抱有多大兴趣。换言之，无论西京大同还是南京幽州，相关领域基本趋于饱和。对心气很高的布哈拉来客而言，绝不会是让其满意的潜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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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五京制的辽国版图

其次，举族迁徙的人数过于庞大，也基本超出了古代城市的容积范围。辽国本身又是一个帝制与封建制相结合的复杂共同体，让大部分已开发土地都有自己的专属享有者。换言之，就是在乡间都没有能安排这么多移民的生存空间。习惯河中大都会生活的贵族和商人，更不会愿意去北方的苦寒之地慢慢开垦。种种因素相加一起，便迫使所非尔等人再另寻他处。

最终，这些来自布哈拉的落难移民，从幽州向南进入北宋地界。可能是提前靠懂行的人指点，所以将自己包装为带有朝贡性质的使团，并成功让继位不久的宋神宗感到大喜过望。尽管自唐朝后期开始，中原地区就始终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排外自闭情绪，却做不到将拥有专业技能的外番都隔离出去。比如在赵匡胤开国后不久，便依靠从西域招揽的穆斯林天文学家，帮助新朝修正过时历法。作为主要出海口岸的广州与泉州，也同样生活着不少世代行商的穆斯林家族。他们不仅将更先进的造船技术引入东土，也顺便将更多的贸易税收带到市舶司账上。

北宋建国之初 就曾引进过穆斯林天王人才

当然，北宋迫于沉重的军事力压和统治逻辑，还是对五岭以北的区域有很多限制。通常就是禁止民间与外来者有任何接触，并以借机切断许多旧移民社区的对外联系。因此，原先不输于泉州、大同这类商业中心的扬州与太原，便迅速退化为普通的农业性省城。虽然有《澶渊之盟》保障自己与辽国方面的外交联系，但双边贸易始终被严格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在这些穆斯林抵达之前，整个华北地区其实已很久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团体出现。

不过，在神宗皇帝继位前后，北宋的对外关系也悄然发生在变化。由于对辽关系的长期稳定，朝廷对于外人的神经质式警惕也随之有所放缓。对西夏王国的长期战争，却还在不停消耗着有限财政。因此，具有商业资源和技术手段的穆斯林，便逐渐在高层中受到欢迎。特别当党项人麾下也出现了由穆斯林移民组成的独立部队，寻觅同类为自己所用便很有必要。至于已经是穆斯林政权的喀喇汗国，也被视为能协助自己执行战略夹击的拉拢对象。因此，以所非尔为首的大批投奔者，自然在入朝之初就受到欢迎。

中世纪的穆斯林突厥骑士

并无双赢结局

在任内大搞各类改革创新的 宋神宗

即便如此，北宋当局对于这些移民的政策，依旧是典型的控制使用。一方面是出于城市空间限制，必须将投靠者分散安置在不同区域。同时也效仿唐朝旧俗，任命部分宗教领袖继续在小团体内部担任世俗自治长官。当然也不忘吸收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位高权重者，充当武装部队的下级军官。但从未向宿敌西夏那样，逐渐专门的穆斯林分队，以至于很难收获理想中的战力促进效果。

此后，大部分流亡者便被分头安插到大名府与都城汴梁之间。这样就可以让他们顺利施展自己的商业才能，时常与留居在辽国境内的文化远亲们完成交易。进口货物不仅有异常珍贵的马匹，还有用于改善民生水准的草原羊肉。同时还包含了不少名贵药材，让引领中世纪的伊斯兰医学得以再度大范围内传。甚至还有人毅然投身文艺工作，进口或培训那些能歌善舞的胡姬，以便达官贵人们能在坐而论道之余再尽请消遣。依靠长期经商养成的语言优势，还让少数人得以成为官府翻译，并为本土外交部门培训相关队伍。

比较罕见的宋朝具装骑兵

那么所非尔本人呢？很不幸，没能和自己的大部分同胞生活在一起。根据赵家天子的安排，他和少数随从落户关中，并在自己管辖的小片社区内继续称王。只是相比和平安逸的东部来说，他本人所属的陕西经常就是战争前沿。但也更为靠近有大量穆斯林生活的河西走廊，另一头便是当初自己途径的东喀喇汗国。如此的安排的根本原因，自然是要发挥其中亚王公的天生优势，在对夏攻略的第一线承担部分外交与商业类后勤职责。即便没有实际成效，也是展现在众回鹘族长眼前的统战样板。顺便也割裂了他与来时部众的直接联系，防止穆斯林移民在内部形成太大规模的联动群体。

可惜，这样不伦不类的安排，并不能让北宋方面获得自己想要的大部分东西。首先就是战马与其他畜力的贸易，其根本始终掌握在控制源头的辽国手中。对喀喇汗国的外交，则苦于对方同西夏并不接壤，也丝毫没功夫将注意力转向东方。余下几个势单力薄的小汗国政权，也对联合宋军的行动是爱莫能助。至于单独成军的可能性，也终究为提防番兵番将的传统所完全抵制。到头来就是全然没有促进作用，完全被同期推行的王安石变法，给完全淹没在历史记载的信息流中。

穆斯林移民对北宋的最大影响 主要来自医学领域

相反，在宋神宗驾崩的1085年后，宋朝内部又开始对变法时期的诸多举动进行了矫枉过正。比如严格削减朝贡贸易队伍的规模，并对所进献的货物也提出诸多要求。受此影响，刚刚在北方各地稍稍复兴的穆斯林商业网络，再度因外部输液管的阻断而陷于困境。商人们被迫自我转型，将有限的运力都用于奢侈品经营。最后居然在强调享受的徽宗朝，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只不过到该阶段，许多后裔都不再具备先祖入关时的冒险精神。除宗教信仰与部分生活习俗，几乎与周遭的邻居没有太多差别。更有人转而投身科举考试，将父辈们的安身立命之道给全盘放弃。

公元12世纪初，辽国与北宋的半壁江山，皆因金兵的强势南下而化为虚无。当初由布哈拉东进的穆斯林移民，也因这层变故而再度分化。其中最成功的一支，便是深耕关中的所非尔嫡系。他们不仅在女真人治下维持住大部分权益，还在后来的蒙古帝国崛起时，依然选择集体投靠。因而获得新主重用，将血脉的枝叶播撒到云南境内。留在汴梁等内地区域的其他分支，则有相当部分选择向南转移，最后彻底消失在江南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