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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的得名曾有一种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得自于四川境内的四条江河。在一本叫做《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识字课本中曾写道：称四川省者以境内有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四大川。在古汉语中“川”的本意就是河流、水道，因此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四川境内并非只有四条水系，而是分布着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等多条水系。

因此四川得名于境内四条水系的说法应当是不可靠的。此外有人说四川得名于青川、汶川、沐川、北川四个县名，也有说四川得名于建国时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大行政区。这些其实也都是以偏概全或本末倒置的说法：如果说四川之名得自于建国时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大行政区，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前民国时期就有四川省，更早之前的清代也设有四川总督、四川巡抚。

先秦时期如今的四川盆地一带分布着蜀国、巴国、苴国等古国。秦惠文王时代秦国灭了蜀、巴、苴等国。秦国在今天的成都设蜀郡，在重庆设巴郡。秦国实行的是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秦的县由郡管辖，而郡则由中央直辖。到了汉武帝时期在郡之上又设了一级行政单位——州。蜀郡和巴郡都被纳入益州的管辖之下。当时的益州包含了如今四川的大部分与陕西的一部分以及云南中北部地区。

晋朝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如今的云南大部从益州剥离出来设立为宁州。在经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持续的大分裂大动荡之后中国的行政区划被划分得乱七八糟：世家大族、各路割据势力群雄并起，朝廷为换取这些人的支持随意划分政区，授予地方官职。隋朝统一南北之后先是废除了郡，后来又将州改称为郡，从而恢复了秦朝的郡县二级制。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又按山川形势、交通便利将天下分为十个“道”。唐朝将隋朝的郡又改回州，不过由于这时州之上出现了“道”这一行政区，所以这时道才相当于今天的省级行政区，而州只相当于地级行政区。到了宋代又将唐代的道改为路，由此形成了路、州、县三级行政区。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在巴蜀地区设置了益州（今成都）、梓州（今三台）、利州（今广元）、夔州（今重庆奉节）四路。

后来益州路改名为成都府路，梓州路改名为潼川路。宋朝在巴蜀地区设置的四个路合称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宋代曾设有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宣抚使等官职。“四川”之名由此诞生，不过这时的四川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行政区划，而是日常口语中对巴蜀地区四个路的统称——类似于我们今天把东北三省合称在一起。直到元代“四川”才正式成为一个具体行政区域的名称。

元代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首创行省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分别进行管辖。在元代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由中书省直辖，而青藏高原属于宣政院辖地，除此之外在全国范围内一共设有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十个行省。元朝在合并川峡四路的基础上设置了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

“四川”建省的历史正是始于此时，然而四川从建省之日起就已保不全四个川了。元朝的四川行省尽管是在合并川峡四路的基础上设置的，然而在设省时却将川峡四路中的梓州路（北川汉中）划入了陕西，如此一来四川就只剩下了东川、西川与南川，不过四川并没因此改名为三川。宋代口头上的“四川”之名被正式确定为行省名称，此后的明、清两朝也继续沿用“四川”这一名称。

元、明、清三代四川剩下了东川、西川与南川。这其中东川（今重庆市）自古以来就是四川东部的门户：历史上一旦巴郡失守就意味着成都门户洞开。汉光武帝刘秀的将领岑彭消灭割据巴蜀地区的公孙述、东汉末年刘备灭刘璋以及东晋时的桓温灭成汉、刘裕灭谯纵都是在攻下巴郡后造成成都无险可守的局面。重庆这种战略地位使其早在两汉三国时期实际上就已成为仅次于州府成都的益州第二大城市。

三国时期蜀汉将领李严镇守川东，巴郡（今重庆）作为川东地区的门户要塞得到大力开发。和诸葛亮同为刘备托孤重臣的李严希望像诸葛亮一样执掌一方州郡。然而当时天下三分，蜀汉只占据益州，而益州牧又由诸葛亮担任，于是李严提出划分川东五个郡作为巴州，让他担任巴州刺史。李严在蜀汉内部的政治斗争中落马后设置巴州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四川建省之时重庆的地位已经崛起，似乎具备了与省城成都分庭抗礼的实力。元朝末年作为割据势力的大夏国定都重庆。尽管大夏国没几年就被朱元璋灭了，但曾作为国都的重庆在政治地位上再度有所提升。明清时代四川和重庆一直未分家，但重庆的地位一直在提升：这时重庆已是四川省内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省会成都。重庆这个连接着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的咽喉之地迅速崛起成为了长江中上游的一个大型商业都会。

光绪十六年（1890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将重庆开为商埠。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附近设立。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重庆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到了民国时期重庆已完全具有和四川省会成都分庭抗礼的实力：1929年重庆建市。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至此重庆的地位出现了显著的提升。

1938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重庆在作为四川省辖市的同时其行政地位照特别市（直辖市）组织开始超过省会城市和其他大城市。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将重庆升格为直隶行政院之“特别市”（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重庆以“特别市 陪都”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中心。

即使在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依然是直辖市。大西南解放后重庆成为西南委的驻地。西南委是大省概念：管辖着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个省。当时全国设有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地区工作委员会。这时重庆的身份是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由西南委代管）。重庆作为由西南委代管的直辖市实际上比今天的省会还要高一级。

1950年1月四川省的建制一度被撤销后改设为川西、川东、川北、川南四个行署区。1952年9月又撤销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行署区恢复四川省建制：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省人民政府。随着全国形势日渐稳定之后中央与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六大工作委员会被取消。在这一过程中重庆的直辖市地位也在1954年7月撤销了。撤销直辖市地位后的重庆并入四川省，但仍是一个副省级城市。

60年代的重庆虽已不再是直辖市，但仍是四川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当时重庆人口有400多万，而成都还不到200万。 1983年2月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市试点城市。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重庆由此从四川省划分出来成为直辖市，同时将四川东部地区的涪陵市、黔江地区以及原万县地区的九县一市划归重庆。

至此昔日的川峡四路中只剩西川与南川仍在四川省内，北川汉中早在元代四川建省之时就已划归陕西，而东川重庆在1997年以后成为了直辖市。历史上的很多地名都是根据传统习惯沿用下来的：古代的“河北”与“河南”这两个地理概念是以黄河为界的。如今黄河在历经多次改道之后河北省和黄河已经不挨着了，今天的河南省北部有一部分地区则延伸到了黄河以北。

然而这两个省仍沿用着历史上约定俗成的“河北”、“河南”这两个名称，没人会因为黄河已改道就要给这两个省改名字。同样四川省的名字也是沿用历史习惯的结果。尽管如今的四川省内只剩两川，但“四川”这个名字早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所以也就没必要刻意去更改了。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北川汉中、东川重庆从四川被划出，然而四川西部与西藏以及历史上的西康省的边界也是几经变化。

四川西部与西藏交界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汉、藏、羌等民族杂居之地。1912年英国及其煽动的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发动叛乱并侵入川西藏区，1913年6月袁世凯政府出兵进剿后将位于如今四川省西部的甘孜、雅安、阿坝及西藏东部的昌都等藏民聚居区整合为川边特别区以强化对当地的控制力度。1925年2月北京政府又将川边特别区改为西康特别行政区。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将西康特别区改设为西康省。

1955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原西康省金沙江以西的昌都等地并入西藏；金沙江以东地区则并入四川省。如今四川省西部靠近青海、西藏的甘孜州、阿坝州、雅安市宝兴县、石棉县和凉山州冕宁县等地区就属于文化上的康巴藏区。之前在网上大火的丁真就来自于川西藏区。由此可见如今四川省的地域范围其实已和最早的川峡四路所涵盖的范围有较大区别了。

四川地区在经历上述复杂的行政区划演变时也经历了复杂的人口结构变化——事实上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大省。在1997年重庆直辖以前四川的人口就已突破一亿。如今的四川省约有8341万人口，如果将重庆市的三千多万人口也计算在内，那么整个四川方言区的总人口也是上亿的。如今整个四川方言区的上亿人口中几乎99%以上的都是由外地迁入的。四川历史上前前后后经历过七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战国时期秦灭巴蜀后迁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东汉末年到五胡乱华时期大量中原移民因战乱迁居四川；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四川人口锐减，于是在清政府的主导下大批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迁入四川；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四川；1949年后为加强战备及三线建设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迁入四川。

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四川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从东部的湖北地区入川需要经过三峡天险，从北部的关中平原入川需要翻越秦岭、大巴山脉，在西部和南部巍峨连绵的群山把四川盆地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分隔开来。

1929年一位普通的四川农民燕道诚偶然间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后来经过发掘与考证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古遗址终于得见天日。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远古时期的事实上在远古时代的四川地区一直存在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并存的古巴蜀文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所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一拖再拖。

直到20世纪50年代起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才逐渐进入正轨。当时人们以为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和南部的三星堆是两个遗址，所以分别将其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这次发掘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所以冯汉骥教授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前后长达20年的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1986年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这些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2021年3月20日在成都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现已出土许多重要文物。

3月23日13点央视考古特别节目《三星堆新发现》对三星堆遗址8号坑发掘工作进行了现场直播。“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在随后的两天中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可谓是持续霸屏：自从三星堆直播发掘以来金面面具被火速冲上热搜，青铜鼎上的豌豆射手也踏着流量火了一波，此外神秘木箱内壁的朱砂、4500年前的大米碳化种子等重大考古发现都火得不行不行的。

三星堆遗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因此三星堆遗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事实上在远古时代的四川地区一直存在着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等早期王朝并存的古蜀王国。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的古蜀国曾和战国七雄并存，然而却一直远离诸侯争霸的舞台中心，以致于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对这一古文明的了解变得越来越模糊。

关于古蜀王国的历史很多都已湮没无闻，从李白、杜甫的诗作中偶尔可以依稀分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些都是引用的古蜀王国历史上的典故。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黄帝之子昌意曾取蜀山氏之女昌仆，后来生下儿子高阳。后来蜀人中诞生了一位养蚕专家：他教会百姓如何养蚕以及如何用蚕丝纺织衣物，人们称其为蚕丛氏并奉他为王。

之后古蜀国先后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的统治。武王伐纣时古蜀国也参与了讨伐纣王的军事行动。西周初期自号望帝的蜀王杜宇迁都郫邑，教民耕种，开疆拓土，从而使蜀国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望帝晚年洪水为患，出自开明氏族的蜀国丞相鳖灵因治水有功被人民感念。望帝禅位于鳖灵，由此开启古蜀国历史上的开明氏王朝。相传望帝杜宇死后魂魄化为杜鹃，每逢春耕之时就会啼鸣。

当时在四川盆地东部（今重庆市）有一个和古蜀国一样历史悠久的古国——巴国。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商周时期巴、蜀皆朝贡于中原王朝。春秋时期巴国发生内乱。巴国将军巴蔓子向楚国求救，答应事成之后割让三座城池给楚国。事成之后楚国果然派人前来索要城池。

巴蔓子告诉楚国使者：“巴国的土地不容分割，我身为人臣无权私下割地。只因事态紧急不得已许诺贵国，如今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让国土是为不忠。贵使可以拿着我的人头回国复命，但城池请恕不能割让”。巴蔓子说完这话就拔剑自刎了。楚国使者带着巴蔓子的人头回国禀告楚王。楚王看到巴蔓子的人头之后感叹道：“没得到巴国的城池并不使我感到遗憾，我遗憾的是我手下为什么没这样的将领啊”。

通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出巴蜀地区其实有着和中原地区一样悠久古老的历史，不过今天川渝地区的人90%以上都不是古蜀人、古巴人的直系后代，而是在后来的历次人口迁徙中来到这片土地生息繁衍的。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于是秦惠文王派遣司马错与张仪、都尉墨等率军从石牛道出兵攻打蜀国：与蜀国军队在葭萌（今四川广元）交战。

蜀王兵败后逃到武阴（今四川彭山东）。同年十月秦军灭亡蜀国，之后秦军一鼓作气又灭掉了巴国。占领巴蜀后秦国并没马上将其直接纳入秦国的郡县管辖之下，而是将原来的巴王和蜀王贬为巴侯和蜀侯。秦国让巴国统治者“世尚秦女”，与秦保持通婚关系；蜀国则保留附属国地位，同时由秦国任命蜀国丞相以牵制和监视蜀侯。秦国还和当地人约定：巴蜀不实行秦律，而是依旧按当地人的传统进行治理。

根据秦国和当地人的约定：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秦灭蜀32年后秦国因为怀疑当时的蜀侯欲谋反而诛之。至此蜀侯的封号被废止，蜀国由秦国的附属国变成秦国直辖的郡县。秦灭巴蜀导致了四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涌入：迁入四川地区的秦人与土生土长的蜀人、巴人日渐融合。在此之后四川地区又先后历经了多次移民高潮。

东汉末年益州作为远离中原战乱之地的大州先是吸引了身为汉室宗亲的刘焉、刘璋父子率部入蜀。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了益州，刘备部下的十万士民也随之进入蜀中。公元263年攻灭蜀汉的曹魏大军也有一部分后来留驻蜀中。此后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三次变乱均引起了中原百姓为躲避战祸而大规模南迁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四川也和江南地区一样成为接纳中原移民的一个重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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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李隆基避难蜀中，此后四川渐成晚唐时期的经济中心之一，以致于当时出现了"扬一益二"的谚语——江南的扬州和四川的益州（成都）成为了当时天下公认的繁华之地。晚唐时期又有两位唐朝皇帝入蜀避难：唐德宗为躲避朱泚之乱进入四川，唐僖宗为躲避黄巢起义进入四川。到公元884年六月黄巢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唐朝的统治已是名存实亡。

这时的大唐天子已沦落到和昔日的东周天子一样要看诸侯的脸色行事的地步，可以说这时的李唐皇室已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接下来要轮到各路藩镇势力轮番登场表演了。这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在大唐疆土上一时间出现无数个割据一方的小朝廷。

数年后王建入川与西川节度使陈敬暄争夺地盘并阻断剑阁（今四川剑门），至此巴蜀地区脱离朝廷的管辖。朱温篡唐后王建在四川建立前蜀政权。公元925年前蜀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所灭。李存勖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唐明宗统治后期孟知祥在割据蜀地自立为帝。孟知祥开创的后蜀政权延续了32年。在此期间中原地区先后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五个朝代的统治。

相比之下后蜀、南唐、吴越等南方政权则相对稳定许多。频繁改朝换代造成的战乱迫使中原百姓大量南迁，而在这一过程中四川再次成为中原百姓南迁目的地之一。公元966年后蜀政权灭亡，四川地区纳入宋朝版图。自从战国后期都江堰工程竣工以来巴蜀就号称“天府之国”，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巴蜀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北宋时期四川的税收收入有时竟达到朝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北宋的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诞生于巴蜀地区。这时巴蜀地区的人口超过了1300万，甚至有人认为可能达到了400万户2000万人。当时巴蜀地区的繁荣富庶由此可见一斑。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南下攻陷汴京，沦陷于金军铁蹄之下的北方人民被迫举族南迁。四川再次接纳了大量南迁而来的北方百姓。南宋末年四川成为抗蒙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蒙古大汗蒙哥就死于今天重庆市合川区的钓鱼城下。

宋、蒙双方围绕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1227年-1279年）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四川人口锐减，在长期的战乱中四川几乎化为一片焦土。蒙古人仅在成都一地就屠杀了120万到140万人。在经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四川人口锐减到只有60万到80万之间。元朝末年爆发了红巾军起义：当时南方地区陆续出现了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几路反元义军势力。

在这一过程中湖广随州随县（今湖北省随县）人明玉珍占据巴蜀，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重庆。明玉珍建立大夏国后陆续从江汉、岭南迁入人口，从而使蜀地的人烟得到了一定补充。然而明玉珍的大夏国是一个只维持了8年的割据政权，所以明玉珍主导的移民活动并没使四川的人口和经济得到完全恢复。明太祖朱元璋灭大夏国之后仍继续执行大夏国时期的移民填川政策。

元末明初这场人口迁徙后来一般被总结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一时期进入四川的移民主要来自当时的湖广行省（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而湖广地区的人口则主要从江西地区得到补充。《人民日报》曾撰文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祖籍在江西吉安卢陵。其一世祖邓鹤轩于明洪武13年（1380年）以兵部员外郎的身份迁入四川，此后邓家一直定居广安”。

经过明玉珍和朱元璋的大力移民之后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已上升到146万，再经过整个有明一代的持续发展之后明末的四川人口已达400万左右。然而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再次经历了一场浩劫。1639年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入川，1644年张献忠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据相关史料记载：张献忠入蜀后大肆屠杀当地民众，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所谓“张献忠屠蜀”可能是后来满清王朝的栽赃。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明末清初大肆屠杀四川百姓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但我们根据史料可以得知：在明末清初的持续战乱以及由此带来的饥荒和瘟疫中四川的人口数量锐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清政府在1668年的统计：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人丁7万人，而一些州县的户口只剩战前的10%或20%，四川全省剩余人口约为60万人。从近几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的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

如今的四川方言中可以发现带有湖广、江西等多种口音，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人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从外地迁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清政府在坐稳江山后深感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却没足够的人口耕耘，与此同时其它地区却因为从美洲传入的甘薯、土豆等高产作物供养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

在清政府的主导下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开始进行：由于迁入四川地区的移民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所以这次人口迁徙被称为湖广填四川。其实除湖广地区之外的其它地区也有人迁入四川——据清末《成都通览》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尽管《成都通览》所记载的只是成都一地的人口格局，但由此可以推断出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并非只有湖广人来到了四川。成都的人口中只有25%左右是由湖广地区迁来，从其他地区迁来的人口加起来其实远比从湖广迁入的人口要多得多。只是由于在所有迁入四川的移民中以来自湖广地区的最多，所以才把这次人口迁徙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我们今天所谓的“湖广填四川”是指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入川移民潮。

两次“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些外省移民成为了今天大多数四川人的祖先。移民带来的“下游与南方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形成了如今的巴蜀文化：我们今天的四川方言、川剧、川菜都是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李白、苏轼所品尝到的古川菜和我们今天的川菜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的四川方言也和李白、苏轼时代蜀中的方言是完全不同的。

古川菜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古国，到两汉三国时期基本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菜系。当时的川菜因大量使用蜀姜、川花椒等调料，而被作为川人“好辛香”的特征驰名海内。这时的川菜是“好辛香”，而不是“好辛辣”。因为这时的川菜还缺乏现代川菜一样重要的调料——辣椒。原产美洲的辣椒大约在明代传入我国，率先引入这一作物的是与西方国家有贸易往来的沿海地区。

在四川方言中将辣椒称之为“海椒”，这也许正昭示着这种作物的来历。尽管今天的四川人在全国都以吃辣而闻名，然而辣椒在四川出现的历史并不长：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才在成都郊区的大邑县县志中首次出现关于“海椒”的记载，这比湖南人首次记载辣椒晚了近半个世纪左右，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也许川人的祖先从海外贸易中偶然得到了辣椒这种作物。

他们从沿海地带一路辗转进入包括今天湖南、湖北在内的湖广地区。这里相对潮湿的气候使他们养成了吃辣祛寒湿的习惯。在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他们从湖广地区进入四川，而他们所带来的辣椒这一作物已极大改变川菜的风味，甚至可以说如今我们已无法想象离开辣椒的川菜会是什么样。明末清初恰恰是川菜历史上的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李白、苏轼当年所吃的的川菜和我们今天吃到的川菜相去甚远。

古川菜和现代川菜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因为后来辣椒的加入所造成的。这一分界转折和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辣椒传入之前蜀姜、川花椒等构成了古川菜的主要调料。早在1000多年前西晋文学家左思所著的《蜀都赋》中就有“金垒中坐，肴隔四陈，觞以清酊，鲜以紫麟”的描述。到了南宋时期陆游则以“玉食峨眉木耳，金齑丙穴鱼”的诗句来赞美川菜。

花椒曾广泛种植于长江流域中下游、黄河流域中下游。花椒在历史上对中国饮食的影响甚至是今天的辣椒所无法比的。花椒这种对中国饮食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作物并非蜀地独产，然而蜀人独特的好辛香、尚滋味传统使花椒成为了古川菜的灵魂，以致于天下公认花椒以蜀地所产为最佳。辣椒传入中国后花椒的地位开始直线下降，然而二者在四川这个地方握手言和，从而共同构成了今天川菜百味中的麻辣味。

如果花椒和辣椒共同构成了现代川菜的灵魂，那么古川菜中也有一种堪与花椒比肩的重要调料，然而时至今日这种调料已很少再出现在中国人的食谱中。说起“茱萸”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王维的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事实上茱萸曾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调料。蜀地之人用茱萸做菜的习惯从先秦就已开始，直到清朝中后期以后茱萸在川菜中的地位才逐渐被辣椒取代。

事实上真正的老四川土著居民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可以说是百不存一，即使侥幸活下来的谁还能传承古老的方言、戏曲和菜肴呢?目前只有宜宾、自贡等地还较多保留着古川菜的一些风韵，其它地区的川菜则在大量借鉴了湖广菜肴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了麻辣、鱼香、家常、怪味、酸辣、椒麻、醋椒等主要特点的新川菜。湖广填四川的影响不只体现在菜系上，四川方言的形成同样也与湖广填四川密不可分。

目前的四川话属于西南官话，西南官话分为川黔、湖广、川西、云南、桂柳6片。这6片方言区又细分为22小片方言区。这22个小片方言区的存在便是“湖广填四川”的活历史。当时的移民中除了奉旨入川的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生计需求自发入川的。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因为失去了祖传的土地而难以在当地求生，于是在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携妻带子沿长江水路进入四川。

湖广填四川期间四川与邻省湖北的贸易十分频繁，一部分在四川经商的湖北人后来也定居在了四川。当初清政府为鼓励移民入川曾采取过诸多措施：康熙皇帝一度撤掉湖广总督、改设川湖总督，从而在行政上为移民入川提供便利。同时在经济上也设法给予移民便利，还设了“招民授职”管理入川移民。大约从康熙五十年起随着四川地区社会生产恢复稳定之后朝廷不再鼓励移民入川。

然而民间自发的移民入川浪潮并未就此停止。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一度开始限制移民。到了乾隆年间又放宽了移民入川的禁令。乾隆、嘉庆年间共有400多万人口流入四川，这甚至超过了清初康熙年间移民入川的人口数。康熙年间由政府主导的湖广填四川是为了恢复四川地区的繁荣，然而后期乾隆、嘉庆年间自发形成的大规模入川浪潮开始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这些自发入川的移民多是在老家失去土地后入川求生计，然而大量人口的涌入很快使四川地区也出现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得不到土地的过剩人口形成了社会上无所事事的流民阶层。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四川历史上的哥老会等民间秘密结社的帮会组织。相比之下那些得到了土地的移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

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的盛行、梯田的出现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植被的破坏使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甚至使有些物种彻底消失灭绝。随着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随着人地关系日渐紧张在四川地区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社会、经济问题。

不过也不能因此否定入川移民对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自古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古代曾有“天下文章出四川”之说：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李商隐、苏洵、苏轼和苏辙等文学大家奠定了古代四川地区厚重的人文底蕴。在经历两次“湖广填四川”之后各地移民们带来的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些外省移民成为了今天大多数四川人的祖先。

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可以说“湖广填四川”对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湖广填四川之后四川在20世纪又经历了两次移民潮。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相继攻陷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当时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工业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在日寇步步紧逼之际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抢运战时物资和不甘做亡国奴的难民到四川，从而得以成功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国民政府依托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在西南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

当时从宜昌撤入四川大后方的单位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

除了这些工业单位之外还有大量沦陷区的学校、医院也被转移到四川大后方。在这一过程中随单位迁移入川的员工不在少数，此外还有大量不甘做亡国奴的难民从沦陷区逃入四川。这些人中有的后来就在四川成家立业定居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战备及三线建设也有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迁入四川。四川省攀枝花市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这批移民建设起来的。

20世纪60年代之前如今的攀枝花市区一带还只有稀疏的村落。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展了著名的“三线建设”，而攀枝花的地理位置完全契合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加上这里发现了巨型铁矿、又有金沙江的水源使攀枝花便顺理成章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1965年之前的攀枝花据说只有“七户人家一棵树”。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从这一年2月开始成了新中国首个资源开发的特区。

在1987年之前这里对外称渡口市。随着1987年1月正式挂牌后“攀枝花市”诞生。攀枝花从一个人烟稀少之地成长为钒钛之都、阳光花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靠着当年从祖国各地汇集于此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者们努力奋斗才得以实现的。正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使攀枝花形成了不同于四川其他地区的独特社会人文风格。如今的攀枝花是西南文化重镇，也是多彩移民文化之都。她有大河矿山的硬核刚猛，也有阳光果园的温柔。

四川这个移民大省也是西部客家民系大省：自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以来逐步形成了以龙泉驿区为核心的西部最大的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岛。这一带的客家人口总数达50万且较好保留了客家语系和生活文化。在全川约有70万人会讲客家话。洛带古镇中85%以上都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涌入的粤、赣、闽客家人后裔：他们仍完整地沿袭着客家风俗，说着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称的客家方言。

四川省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省：四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全国第二大藏区。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地都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四川的彝族人口中95%使用彝语，其中约60%的人兼通汉语。藏族人口中95%使用藏语和嘉绒语，其中有40%左右的人兼通汉语。羌族人口中70%使用羌语，其中70%兼通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