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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以为，深圳是改革开放开启了它的移民史。实际上深圳的移民史足足有2200多年之久。

从秦朝开始，深圳经历了六次大移民，完全可以说，这里自古就是移民之地。这六次迁徙的浪潮，让北方的移民从黄土地移居到这块靠近蔚蓝海洋的大陆南端。

在没有大规模移民之前，这里是古代南越国人的居住地。

第一次移民潮来自秦朝，距今大约2200多年。

公元前219年，已经平定六国的秦始皇，发动了征讨南越的战争，殊不知这次南征竟成为秦朝统-战争中最艰难、 最惨烈的一一仗。先派大将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50万大军南征岭南，不仅秦军大败，主将屠睢还丢了性命。于是秦始皇又派出任嚣为主将，仍然搭档副将赵佗，五年后终于平定岭南。并设岭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

深圳地区便属于南海郡。

人口本就稀少，加上战争使青壮年几近灭绝。于是朝廷便从中原迁来50万人。不过，与其说是迁移，还不如说是流放，因为当时的岭南相对于生活安逸、富庶的中原地区，简直有天壤之别。

于是组成第一-批移民大军的是三种人:第一一种人是被革职的官吏和朝廷钦犯，发配到岭南在当时是一种惩罚手段: 第二种人的数量最多，是“贾人”，也就是商人，在秦朝商人的地位极低，甚至被归为贱民，这种对商人的偏见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明朝; 第三种人很有些意思，当时在移民的时候为了避免性别过于悬殊，南海郡曾向朝廷一次申请分配3万名单身女人，理由是“为驻扎岭南的士兵缝补衣服”，既为平衡男女失调，又为稳定边疆军心。于是，-批批的中原寡妇和单身女性，也加入了最早的“支边”队伍。

第二次移民潮在汉朝，尤其是西汉覆灭后，经过王莽篡权后所谓‘新政”的折腾，社会动乱加剧，虽然东汉一度经历光武中兴，但最终在皇权争斗与外族侵扰下，北方居民纷纷南逃避祸。距今大约1900年。第二次移民潮的主体是北方农民，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农作物的种子，使得岭南地区的农耕文明程度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第三次移民潮发生在西晋时期。当时西晋的皇族进入权力争斗的白热化，史称“八王之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长达16年的内乱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此后将近三百年的动乱。西晋自乱也给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制造了长驱直人的机会，使得中原生灵涂炭，在距今大约1700年的永嘉年间发生了著名的“永嘉南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居民南迁。

在这次南迁中，主要的移民留在了长江流域，但还有少数移民继续南下，直至珠江流域的岭南包括深圳地区。第三次移民是前几次移民中整体素质最高的，除了普通的城市与乡村居民外，还有大量的中原士族以及官之家。

他们的进人入让这个地区更如具有成熟社会的维形，井进面有了行政管理的需求，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的设立，也正是在这批西晋移民之后的东晋咸和六年(331 年)，这也是深圳地区第-次以行政区划的模式被捏合成形。

此后移民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一停就是800多年。

第四次移民是北宋末期。北方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并向北宋大举进犯，直至发生了耻辱的“靖康之变”。靖康二年(127年)，金人攻破首都开封，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二帝及皇后、妃子等宗室3000余人成为俘虏，被押往金国。宋徽宗唯一没有被掳去的儿子是康王赵构，当时他正被皇帝授以兵马大元帅派往河北招兵，因此躲过一一劫。

此后赵构登基成为宋高宗，在杭州建立南宋王朝，与金军以长江为界分庭抗礼。这位宋高宗在立足未稳之际，也发动了一场“建炎南渡”，北宋子民为远离战争不断南迁。

第五次移民则是南宋末期，形式上几乎是北宋末期的翻版。

人们在回望历史时常常会记起一句话:“历史是一条长河”， 仿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它常常会显示出它的另一个规律:历史往往是一个圈，谁也跳不出这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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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如今也开始面对他们的先祖同样的怪圈:蒙古人的入侵。

此时的北方形势大变，当年灭了北宋的金人，现在却面临着步步紧逼的蒙古人，陷入亡国的危机，此时的南宋似乎有意借助蒙古人灭掉金人，以报先祖的耻辱。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联蒙灭金”的外交政策，而且果然在两年后，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豺狼之国覆灭。 不料，他们结盟的是另一个更强大的虎狼之师。

金国灭亡的次年，蒙古人的马蹄踏入中原，并进步向南挺进，既无战力又无战意的南宋军队节节败退，后虽经过四十多年的抵抗，但最终南宋亡国。蒙古人在大都(今北京) 建立了元朝。

战争再次让百姓吃苦，生命受到威胁，生活也无法继续。又次南迁便成为必然。

北宋、南宋的这两次移民潮，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三次的总和，也使岭南的规模得以基本成形。

又是400年过去了。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这片土地迎来了它的第六批北方移民。

在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之前，深圳地区刚刚经历了一次向北方的反向移民，这就是“清初迁界”。

当时的清朝刚刚入关，推翻了明朝。但明朝的抵抗力量并没有全部缴械，其中影响最深广的是抗清名将郑成功，他在清军的向南挤压下，顺势渡过台湾海峡，赶走荷兰人，收复了台湾。并以台湾为基地，通过东南沿海不断打击和骚扰清军，试图反清复明，令清军头疼不已。

而作为马背民族的满人，清军在草原乃至陆地上可以纵横驰骋，但面对浩渺无垠的大海，他们除了头晕，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唯一能想到的策略就是“ 禁海”，为此不惜实行“迁界”。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断然决定实行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将边界向北迁移50里，而深圳地区恰好处于迁界区。

虽然此地几乎都是移民，但他们毕竟也在这里生活了若干世代，这里有他们重新建立起来的家业，有良田、祖屋，有渔业、盐业收人，还有同海外进行贸易交往的口岸。一声迁海令下，多少村庄成为废墟。又有多少濒海居民因为不舍北迁，被以违旨“透越”的罪名处死(“透越”的意思就是:越界逃走)。

直到清政府统一台湾， 结束了两岸对峙的局面后，康熙才施行“展界”政策，也被称为“复界”，就是允许被迫迁离的沿海居民重新复归故土，使之在沿海大片弃地上重建家园。展界之后，又正式下令开海贸易。但这一一次的“复界”，效果并不理想，一是人民已经寒心，害怕政策再变，并不愿回迁;二是部分原住民在流离失所中贫病致死。尽管政府为此出台了鼓励回迁垦荒政策，但回迁人口寥寥。

倒是未受迁海影响的客家人成为此次移民的主体，他们从粵东北乃至中原长途跋涉，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新居民。此后的深圳原住民中客家人便占了大半。

绵延两千多年的六次移民浪潮，让深圳地区在盛衰交替的同时，留下多少让人唏嘘的移民血泪。

谁也没有想到，距第六次大移民过去了300多年之后，改革开放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其规模是前六次移民潮所不能望其项背。

还有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地方是，前六次移民浪潮都是被动的，都饱含着难以计数的血润，而20世纪末开始的这次大移民，是自党自愿的，是满怀希望的，是一一个梦想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