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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披露的一份行政裁定书显示，近日，该院对一起因“高考移民”引起的行政诉讼作出裁定，驳回了原复旦大学学生王某某的再审申请。

舆论关注此案焦点在于，当事学生在被复旦大学取消学籍后“一直不服”。先把复旦大学告上法庭，一审败诉后，再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仍然不服，向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终仍被驳回。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作为“终审”意见，不管当事者服不服，都必须接受。这一判决也表明，破坏高考公平者，必须为其违法违规行为付出代价，不要说已在大学就读，即便已毕业获得文凭，也会将文凭撤销。法律不会为破坏公平者开绿灯。

值得注意的是，当事学生明知自己是“高考移民”身份，却希望通过打官司来维护“权利”。这也反映出当前对“高考移民”的认定与处理，还存在不严密之处，导致一些家长和学生对此抱有侥幸心理。对此，除了增强学生、家长对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更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明晰“高考移民”的认定和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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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2012年印发、2014年实施的《贵州省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暂行规定》，2014年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2016年教育部、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做好综合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本案的当事学生的“高考移民”身份是毫无疑问的。

贵州方面规定，“考生本人户籍迁入我省六年以上（含六年），有我省初中阶段三年完整学籍、高中阶段三年完整学籍”可在贵州报名参加高考，不符合以上条件者，“户籍已迁入我省的，可将户籍迁回原所在地参加高考报名，也可申请在我省报考第三批次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学校。”而教育部、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做好综合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明确，高考移民是“通过非正常学籍迁移、空挂学籍、违规落户、提供虚假学籍证明材料等手段在一些省份获取高考资格”。

该生把户籍从河北迁到贵州，也在贵州注册了高中学籍，但高中三年却没有实际在贵州就读，这种做法即为“学籍空挂”。那么，此案给当事考生留下的所谓的“争议”空间在哪里呢？在于贵州以及教育部、公安部的相关文件，对“高考移民”都没有给出严格、明晰的界定标准。

要严格治理“高考移民”，就应该取消“高考移民”者在本省的高考报名资格。但根据贵州的规定，户籍在本省，学籍不满足条件者，还是可以在贵州报名参加高考，只是限定“在我省报考第三批次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学校”。因此，“学籍空挂”者并不认为自己是“高考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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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这名“学籍空挂”的当事学生，即便没有在贵州实际就读的学籍，还是可以在贵州参加高考，只是不能报考复旦大学。允许报名高考却限制报考院校，属于地方教育部门的规定。

所以，法院审理此案时，不以违规获得高考报名资格，而是以提供虚假材料作为判定依据。据报道，此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当事学生的行为是否构成《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条款所指的“在综合素质评价、相关申请材料中提供虚假材料、影响录取结果的”情形。该条款包括“提供虚假姓名、年龄、民族、户籍等个人信息，伪造、非法获得证件、成绩证明、荣誉证书等，骗取报名资格、享受优惠政策”。

因此，如果对“高考移民”有清晰、明确的认定，就不会存有所谓“争议”。要严厉打击“高考移民”，就需明确，一旦认定为“高考移民”，如在报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报道，贵州省招生考试部门在发现当事学生违规获取该省高考资格后，“建议复旦大学给予王某某取消学籍处理。”这一表述也令人不解，为何只是“建议”呢？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从严格处理出发，贵州应上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由教育行政部门通报具体高校，由高校取消学籍。也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如何在开放异地高考，保障随迁子女平等高考权利的同时，遏制“高考移民”，对维护高考秩序，保障本地考生的高考权利极为重要。当然，进一步促进高考公平，还需缩小各地的教育发展差距和高考录取机会差距，从根本上消除“高考移民”的利益冲动，为人才流动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作者 | 熊丙奇（教育学者）

编辑 | 李潇潇

校对 |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