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件跟爱尔兰有关的事引起关注。

爱尔兰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7月28日发文，恭贺香港选手何诗蓓在日本东京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获得银牌。总领事馆写道：“恭喜诗蓓，香港市民和爱尔兰乡亲父老都以你为傲！”何诗蓓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香港人。总领事馆的意思是何诗蓓有香港和爱尔兰血统。

人口只有500万的爱尔兰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综合国力，其欧盟小国身份的否决权让爱尔兰成为全球最低企业税谈判、欧盟碳边境税等国际大事中各国的关键游说对象。

而美国有3200万人自认是爱尔兰裔的事实，更使爱尔兰在与他国的争议中获得美国力挺——对于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来在北爱尔兰边检问题上跟欧盟挑起的“香肠战争”（Sausage War，此名源自英国非急冻香肠能否进口北爱的事端），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6月访问英国之际就曾为此与约翰逊作过“诚恳讨论”。

何以一个欧盟小国能登上英美首脑峰会的议程？

曾以“我是爱尔兰的”去回呛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的拜登，在“挺爱”一事上并非美国政坛的例外。事实上，从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共和党总统，到卡特、克林顿、奥巴马等民主党总统，他们都自称有爱尔兰血统。

他们之中，曾向爱尔兰共和主义新芬党（Sinn Fein）伸出友谊之手、帮助促成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Belfast Agreement）签订的克林顿，更是在没有历史文件可证明其爱尔兰家族关系的背景下，认为自己是爱尔兰裔。

爱尔兰裔占据美国血统成分的第二位，人口优势明显

事实上，大部份自认为是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历届美国总统中，不少人都自称是爱尔兰人。但如今，跟克林顿一样，与爱尔兰的实际关系已经极其疏离。

根据2020年一项针对年轻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调查，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到过爱尔兰，而且有高达70%的人没有任何经常联系的爱尔兰亲戚。他们的爱尔兰身份认同，一方面是移民历史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文化传承。

壹

大饥荒中的爱尔兰人大出走

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早在17世纪的殖民地时代已经开始。爱尔兰本土在16世纪的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时代开始被英格兰再次入侵，到17世纪就逐渐变成不列颤新教徒的殖民地，将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变成无地的佃农。因此，最早来到美利坚十三块殖民地的多数是作为契约劳工的天主教男性。

深红色区域为十三殖民地，也是后来美国原始的领土区域。目前这里也群居着绝大部分的爱尔兰裔

到18世纪，祖籍英格兰或苏格兰，却定居爱尔兰的新教徒开展了全家移居北美殖民地的潮流。这些人主要来自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省（Ulster，如今大部份属于北爱尔兰境内），较多自认为苏格兰人或英格兰人而非爱尔兰人，人们主要以“阿尔斯特苏格兰人”（Ulster Scots）或“安吉鲁爱尔兰人”（Anglo-Irish）称呼他们。

爱尔兰裔与天主教的文化关联，在美国还要等到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之后才成形。

在当时的英国体制之下，爱尔兰的农地多以“离地地主”的方式运作，地主往往住在英格兰，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到过自己的农地，而农地的经营则主要透过中间人进行，几乎没有法律监管他们对佃农的剥削。

一个英国政府成立的皇家委员曾在1843年开始对爱尔兰的情况进行过调查，调查报告指爱尔兰人哑忍的贫困不能以笔墨形容，“在很多区域，他们唯一的食物是马铃薯，唯一的饮料是水……他们的住处很少能抵御天气……一张床、一张被也是罕见的奢华”。

牛油、牛奶与谷物本来是爱尔兰人的主食，但在英国殖民者榨取当地资源的背景下，不只农地的收入源源不绝送到英国地主手中，不少土地都改用作养牛供应大不列颤岛，加上地主不断将农地分割缩小以赚取更高的租金收入，使得大多数爱尔兰人只得以在较贫瘠土地也能种植的马铃薯为唯一主食。

对马铃薯的单一依赖却为1845至1852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埋下了土壤。在1844年前后，致病疫霉传来欧洲，使受感染的马铃薯作物大规模失收。据估计，1846年有四分之三的收成都因为致病疫霉而失去，最终造成过百万人死亡——虽然此疫遍及全欧，爱尔兰对马铃薯的单一依赖使之成为受最重之地。

爱尔兰都柏林，利菲河畔的饥荒纪念雕塑群

对于爱尔兰人在大饥饿荒之前的困苦，英国政府基本上是坐视不理。在大饥荒爆发之后，英国虽然在1846年废除了阻止进口食品竞争的保护主义式谷物进口关税——称为《谷物法》（Corn Laws）——希望增加粮食进口救灾，但这已然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为了前往美国，爱尔兰人搭上条件恶劣的货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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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上台的辉格党（Whig）政府深信自由放任原则，相信市场将能解决饥荒而没有介入。而且，当时的《救贫法》（Poor Law），本着爱尔兰资产须支援爱尔兰贫穷的精神，将责任放在爱尔兰本身的资源之上。而该法规定租有极小面积农地的农民不能接受政府救济，导致不少农民以所有作物交租交税后还要把地还给地主才能获得援助。

版画描绘了大饥荒时期，爱尔兰人与亲人告别前往新大陆的场景

英国殖民体制下的打压与大饥荒下的不作为，使爱尔兰与英国的仇恨更深，成为了日后独立成国的重大推力。1861年，爱尔兰就有一本叙述大饥荒史的书册出版，题为“对爱尔兰最后的征服（可能是这样）”（The Last Conquest of Ireland (Perhaps)），当中就将英国政府在大饥荒的行为形容为有意对爱尔兰人进行的屠杀，称“全能上帝真的带来了马铃薯枯萎病，但英格兰人却创造了大饥荒”。

爱尔兰人吹响踏上新大陆的号角

带着对英国的不满，以及与其代表的基督新教的怨恨，大饥荒的几年间，就有约一百万爱尔兰人越洋远走美国，当中将近90%是天主教徒。大饥荒也引起了爱尔兰长达数十年的来美移民潮，当中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但无疑在原以新教为主的美国大大增加了天主教众的人数。

贰

歧视下形成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自我认同

底层爱尔兰人

初来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聚居在东岸各大城市，从事劳动工作，饱受多方歧视。一方面，这些新移民不少都只会讲爱尔兰语，与主流社会有明显隔阂。同时，当爱尔兰移民人数大增——波士顿就曾在数年间接受了接近其人口40%的爱尔兰移民——美国人也就开始认为他们与本地人抢就业，也兴起了反爱尔兰移民的情绪。

天主教和新教社区之间建立一面又长又高的和平墙

与其新教“同乡”不同，这些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宗教背景，也是他们为人歧视的主因之一。在大饥荒之前，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关系本已甚为紧张。比如在1844年，费城就发生过针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烧屋、烧教堂暴动。而纽约的天主教主教更曾建墙守护教堂，并雇用装备前膛火枪的爱尔兰帮会人士看守。

由于美国新教徒对于罗马天主教廷的既有疑惧，在爱尔兰天主教徒大举移入之际，就衍生出极多阴谋论，指教堂密室囚禁女性、神父系统性强奸修女，并将其中诞生的婴儿勒死等等。此等偏见当时就曾生出所谓的“一无所知”（Know Nothing）运动——他们相信爱尔兰移民是罗马教廷推翻美国宗教自由阴谋的一部份。

属爱尔兰裔的肯尼迪在1960年参选总统时仍要为其天主教徒身份辩护：“我不是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刚好也是一个天主教徒。”

来自主流社会（甚至是信奉新教的爱尔兰移民）的歧视，配合以城市为中心的移民落脚地，使爱尔兰天主教徒更容易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集体寻找工作机会，甚至以武力自保。这就造就了爱尔兰人在美国的“帮会中人”罪犯形象。

1961年3月，肯尼迪会晤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

背负着受英国打压的惨痛历史，这种在新大陆遇上的旧歧视就引发了一种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文化认同感。即使今天的爱尔兰移民后代已经完全融入了主流社会，宗教和种族歧视不再，这种认同感仍然在爱尔兰后裔的家庭中以这一段充满血泪的移民故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此文化传承也使爱尔兰裔美国人与人口比其更多的德国裔美国人不同，前者的身份认同是深刻且明显的，后者大概只剩下自己的姓氏根源，以及对于前人的淡薄记忆。

这就解释了为何直至今天爱尔兰主保圣人的圣柏德历节（St. Patrick's Day）在美国各个城市也仍然是头等重要的节日。

虽然进入21世纪美国人的爱尔兰身份认同渐减，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强调每个人都是移民后裔的国家——不少美国儿童的一项功课就是要向同学介绍自己从哪里来——爱尔兰裔的身份依然会是美国族群认同的一大主流。

叁

爱尔兰政府的主动经营

有着重大海外后裔人口的爱尔兰，最初就已经理解到这将会是该国的重要战略资产。爱尔兰法律的第二条就列明：“爱尔兰民族珍视与具有爱尔兰血统、在国外生活而共有爱尔兰文化特质和遗产的人们之间的特有关系。”

为此，爱尔兰政府也会定期公布所谓的“流散战略”（Diaspora Strategy），列举出经营海外爱尔兰裔人士与爱尔兰关系的各种政策，包括文化交流、如何为下一代培养爱尔兰认同等等。

在题为“全球爱尔兰”的最新版本中，爱尔兰总统希金斯（Michael D. Higgins）就将其中逻辑讲得明白：“我们的海外移民是爱尔兰的一大资源，透过我们的人对其移民国家的贡献，透过他们与这些国家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关系，我们的移民一直让爱尔兰有远远超过我们面积的全球联系。”

在每年的圣柏德历节（除了受疫情影响的这两年），爱尔兰政府数十位部长级人员，都会到世界各地访问，述说浪漫化的爱尔兰历史、文化和价值，而总理往往都会到白宫与美国总统见面，并拜访国会山。这一传统就见证了爱尔兰海外联系的影响力。

在英国脱欧引发北爱尔兰“回归祖国（即爱尔兰）”争论的这个历史性时刻，爱尔兰共和国的海外影响力在这一个世纪更有可能会为其促成统一大业的未竟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