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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善海

2020年初，出于我们平原名门任氏家族平度寻根家族事务的需要，我寻隙浏览了一些有关中华民族移民史专文中的史论观点，细读了一下某篇浩文，认为这论者尽管考证了许多文献，列述了许多史料，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全部是错误的。

一、他首先肯定地做出了中华民族各姓氏家谱记载多数不科学，不真实的定论。这百分之百是错误的。因为家谱建制有些不科学是可能的，但人家何朝何年从何处迁来，人家自己不知道吗？有些甚至连村名记载都很详实，为什么人家不假编一个别的村名呀？有些村名现在考证不到村庄了，这也是不奇怪的，有些在战爭，瘟疫，灾荒的破坏下淹没了，有的年久改名了。比如我们姚屯村，不知何朝何代曾叫姚春庄，以后迁址后又叫长屯，七里长屯，最后不知何年，才又改称姚屯。

至于根据有些家谱中各记山西大槐树，四川大槐树，还有什么大槐树等等，就断言这些都是伪造。其言更不可信。因为他对过去历史的民俗常识了解的太少了。自古以来的村邑，每村都有土地庙，老君庙，关帝庙等庙宇，这些公有庙宇周围都要用绿植进行美化，以增加其庄重肃穆和生机勃发的气氛。而这种绿植树种的择用，要首选成年后树形高大且树龄多久者。而那时候由于国际交流有限，国内还没有法桐等输入景观树种，这就要首先选用松柏，国槐等国内传统优质树种栽种。而松拍移植较难成活，不易普及，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财力雄厚的国家机构的近乎专用树种。而同样成年后树形高大，形态庄重，且又高龄至可达千年的传统绿植树种国槐，却对土壤环境，气温湿度等要求不高，很好成活且及易繁殖，很易普及。因此，久而久之，也就成了资金比较匮乏的民间大众所喜闻乐见，广泛绿植的首选品种。所以，那时全国各地的所有民间庙宇，每庙几乎均栽种有大槐树。并且一般还每庙都挂有大钟，用以示警和聚众议事。实质上，一切村内宣政佈法，派夫征捐的公务，树下庙内就是一村办公地点，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办公室。无论何朝何地的征夫，派粮，收捐，移民等村级公务，一般都在定点大槐树下办理，这是符合古时实际情况的。

古时移民，代代发生，因为古时各朝，战乱频繁，一次大的战争或局部战爭，战区的群众，就死的死，逃的逃，形成千里赤野，稳定后就需移民填充，发展生产。因这些地区留有大面积无主土地，谁开垦就归谁所有。移民有的是官办，有的是自迁，一场瘟疫或灾荒，也同样会造成移民事件，总之，古时各代移民次数多的是。

再是，明洪武移民，各族家谱多载洪武二年，其认为有假，与正史记载的明21年下召移民不符。这种说法更不正确，各族家谱记载的洪武二年，可能都是自由迁移，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山东向东北等全国各地移民达上百万人，均为自我逃亡，政府堵截，这种情况正史绝不会记载。几百上千年以后，后世考者在正史上怎么能找到证据？至于洪武21年大臣上书，朝廷批准的移民，那只是地区人口差异仍旧太大，或正在发生瘟疫灾荒的地方灾疫严重，需要避灾救助性大量向外迁发人口，自由迁移又平衡不了的情况下的一种官办补充而已，就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山东省政府组织的鲁北三区等重灾区向南临沂和泰安地区的大规模计划性移民一样，当时规定二丁移一，以使所有人家都能得到公平救助。当年为了保存灾区灾后生产力的快速恢复，政府甚至派发专列，把各村尚存的耕牛，都运送到南临沂等轻灾地区，派发给各区的村级政权给代饲代养了。并且明文规定，灾疫过后，所有官移之移民移畜，要一个不漏地全部反归原移出地，恢复本地生产。对派发移畜代饲不利，造成伤亡损失的，代饲村政权要如实如质购置赔偿，从督促代饲村镇的尽职尽责。象这种政府筹办的官办移民移物，有关正史上可能是有有关记载，以使后世考者有嵇可查的。而象这种官办移民，各朝政府一般是不予办理的。因为他要发放路费，负责差旅，进行安置和处理善后，朝廷要花很多钱，所以一般都要靠民众自流来调节。

再是其谈到当时山西有一万户军转民的问题，那实际上就是战后当地驻军的栽军。这些人有的裁后安置本处，但大部分要分迁外地人口稀少地区安置。因为山西历代人口都比较稠密，当地绝对不会有那么多闲置土地安置这么多无地人家。

象永乐造反篡位成功后向鲁北至北京一线的大移民也是这样，为什么要从山西，胶东迁移到这边，因为朱棣四年的叛乱内战，主要在这一线来回拉锯，把老百姓都打没了，而山西，胶东都没受太大影响，所以要从两侧迁入。

至于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否定，其认为纯属胡编，更是无稽之谈。

历史上洪洞大槐树移民肯定是存在的，但所有山东移民不一定都来自洪洞大槐树，也有可能有一些来自别处的大槐树办公地点。那么为什么都传来自洪洞大槐树老鸦窝呢？ 因为据老人们说，山西民众生活稳定，官迁移民谁也不愿迁走。官府就勾结仙道之人，制造了一个神话，说洪洞大槐树上的老鸦窝内，有神仙显灵了。那时的人们都是非常迷信的，就都到那里去许愿求仙。这样当聚集人数达到高峰时，官府就派军队包围了，并污陷这些人图谋不规，全部流放。一人被围，全族连坐，这样就一次性大规模迁移了许多人。为什么相传移民要用绳捆着，留下“解手”一词，因为他们是被流放，类同囚犯，所以要捆上双手，由军队押送。“解手”一词的由来，，肯定与这一次大规模流放事件和战俘押送移民应该有关。因为任何新的汉语词汇都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并且这一事件以后还被写成小戏，由戏班到处传唱，所以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鸦窝移民就在后世人中耳熟能详，影响深远了。

作者还说老鸦窝也不知是地名还是村名，查无实据。看来他连中国民族迁移史上的一些基本典故都不清楚。这里讲的老鸦窝，就是指的大槐树上的乌鸦窝，到哪里去找什么地名或村名。

还说正史上查不到记载，象这种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绩，污民为匪的事件，正史上能有记载吗？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一切封建时代的正史，都是经过一定修饰甚至是篡改的。都需要从字缝里面，有些事件甚至要从文字叙述的背面去找事实真象。

海南岛移民09：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移民在汉代，为什么要来海南岛

作为海南最早的移民和开发先躯，来自大陆或可能来自南洋群岛的先人，陆续登上这块岛屿的南北海岸，沿各大河流上溯岛内各地，留下了活动地域广泛的各类遗址。每个遗址其实是一个血缘氏族的居地，相当于历史时期的一个村峒。一般黎族一个村峒约40人，则估算出史

他还说，阎西山还说祖上是洪洞大槐树老鸦窝移民迁来的呢，这肯定是那时瞎编的。

因为他不知道，就是同期移民，也存在多地互迁现象。比如我们一世祖在永乐二年奉旨随当时的明永乐二年的官办移民，从平度迁移到平原，以恢复四年的朱棣反叛建文帝的四年内战中，平原地区被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同是本期移民，当时官办移民，山西也正在大规模向鲁北地区迁发人口。（估计就是传说中的那次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但我族家谱明确记载:“一世祖迁平原，一弟兄财贵迁山西”，另外还明确记载“财贵者亦同时迁山西，及有七世祖游宦吾省，叙之即吾侍郎祖同行兄弟也。原名自强，以侍郎祖讳士凭，遂改名士強，官至总兵”的明确载文。即是说到七世祖时还迂到了七世祖，即当时明王朝的兵部右侍郎任讳士凭公，与当年迁往山西的财贵祖的第七世后人任讳自强公，兄弟二人不期而迂，交谈家史时高兴的发现，二人竟系同宗同代的本家弟兄，遂遵照本族次以从长的万世家训，自強祖遂从士凭祖辈行用字，改名为士强的巧迂认亲改名字的事。并还有“一弟兄迁南方，后失联。长兄居平度。”弟兄三人，同时移民，分迁三处。还有一人就迁入了山西。当时山西是向外省移民的重点区域。那么阎锡山自称祖上迁自洪洞大槐树老鸦窝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那种年代，如果不愿意远迁，大约有条件的话，给主管人员贿赂两个小钱，就有可能搬出原籍，在本省换个别的地方，就地以各种理由在山西留迁。

至于枣強移民问题，他所选录的那个官府统计的人口数据，跟许多家谱记载的枣強移民时间，还不知道年代上存在多大时差呢？另外当时的枣強移民，也不一定都是枣強本地人呀。也可能是由各地征发，集中迁移。也可能是战爭掠来的民众或者战俘，由此集中外迁。总之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史无详载，谁能讲的清楚？而安置后的被迁民众，他们绝对不会弄错他自己来自何处吧？这样口口相传，以至上谱，他不会给自己后人传出个别的地方来吧？

并且，任何时代任何家族的修谱，在那个族权是社会三权之一，相当于地方基层政权，其地位极其重要的封建时代里，都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若非特殊情况，有涉家族荣辱或家族生存问题的需要的话，一切记述都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他怎么能说民间家谱记载多数不可靠呢？

那么为什么这篇文章对历史移民问题的许多结论与传统结论都不一样，甚至全盘否定民间家谱的真实性呢？ 因为他的立论观点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此文并不是象其他民史学家一样，试图去理清中国历代移民史的脉络。而此文是试图去挖掘揭示民史学者们研究结论的不可靠和不真实性，试图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所以，他一开始就全盘否定了民间家谱资料的真实性，打掉了民族迁移史的研究基础。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是，破旧的目的在于立新。可是，此文在否定了前辈们所有对民族迁移史的研究结论后，向人们给出了一个什么新的结论了呢？除了想证实以前民史研究学者们的结论全部错误外，什么也没有给出。

所以，我认为，尽管本文作者不惜笔墨，摘文据典，洋洋万言，费了不少口舌，但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民族迁移史民史研究的一篇滥文而已，不足为范。

因为该文从立意到结论，除了否定别人的研究成果以外，什么自己的东西也没有拿出来。

我们要想真正比较客观的学习和研究民族迁移史，绝不能效仿和接受这种模式，否则只能走向民族迁移史研究的反面，得出一些有违事实的错误结论。

因为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多因的，频繁的，多向的，有时甚至是巡迴地不停的民族迁徙，毕竟是实际存在的，毕竟有它的客观真象在！

任善海，男，1950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共党员，职业中专退休教师，副高职称。民营平原县博士园学校校长。德州市诗词盈联书画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