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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DNA是人类生命的蓝图。如今，一个人只需花3000元人民币就可以测出他的全基因组，这在20年前却需要花费30亿美元。21世纪以来，DNA测序技术不断进步，医学界为了更好地了解疾病以及研发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而着眼于破译当今人类的基因组，与此同时，考古遗传学家则利用人类遗传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考古发现——远古时期的骨头、牙齿以及土壤——的样品，提取其中的DNA来推断死者的出身和来源。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研究方法不再只是依靠理论和阐释，而是将基因分析视作论证的依据，其准确度远超以往。这为考古学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通过破译远古时期的DNA，我们如今可以确定，智人在约100万年前从直立人中进化出来，约60万年前演化成非洲的罗得西亚人、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东方的丹尼索瓦人。20万年前，罗得西亚人又演化出了现代人。在这60万年的历史中，智人的三个亚种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起伏？现代人的地理人种演化意味着什么？基因如何破除种族主义的谎言？2019年，由德国马普所（即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约翰内斯·克劳泽和记者托马斯·特拉佩合著的人类史著作《智人之路》问世，深入探讨了以上问题，并启发人们思考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克劳泽是人类历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对传染病和瘟疫的历史有深入研究。他曾领导并参与了破译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以及发现丹尼索瓦人的科研项目，《智人之路》就是从丹尼索瓦人指骨的DNA讲起的。克劳泽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世界都逃不过两大核心问题的主宰：毁灭性瘟疫和持续的移民浪潮。正值《智人之路》推出中文版之际，人类学家王传超、考古学家杨益民以及作家袁越就该书以及相关问题展开了交流。

01 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开始了

约翰内斯·克劳泽是王传超在德国做博士后时候的导师。2015年，王传超来到克劳泽所在的德国马普所，刚好在读博期间见证了《智人之路》的诞生，后来又参与到整本书的校对工作。在活动现场，王传超为观众揭开了这本书的创作缘起。

2015年对欧洲来说是相当不平静的一年。当时，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持续战乱迫使上百万难民越境进入欧洲，引发了难民危机。王传超记得，他们在德国居住的小区里就接纳了几家难民，德国政府的态度是打开大门，让所有难民都进来，但这一举措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很大争议。对待难民是应该开放国门还是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要从什么角度考虑这个问题？针对这些困惑，克劳泽萌发了写书的念头，他希望把史前阶段人群之间的起源、迁徙和流动用科普的形式讲述出来，让人们在探讨移民问题前，先去看看人类的祖先是如何来到欧洲，又经历了怎样的交流与互动。

在《智人之路》中，克劳泽与特拉佩回溯史前史，讲述了欧洲人何以成为当今的欧洲人。相关证据表明，移民和迁徙运动并非现代的独特现象：人类自从能够直立行走开始，就从其故乡非洲迁徙到了世界各地，包括欧洲。新石器时代以来，欧洲发生过不止一次引起人口“大换血”的移民浪潮。8000多年前，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民开始去往欧洲各地定居，定居点从不列颠群岛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乌克兰地区。由于新移民在农业技术和经济发展上占据优势，早期定居于此的狩猎采集人群的基因在整个欧洲人口中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他们撤退到不适合农业种植的地方隐居起来，但并没有消失，而是与农民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行社会的共识。大约5000年前，大型移民浪潮再度来袭，这一次是来自东欧大草原颜那亚文化的游牧人。借助马匹，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草原基因传播开来。直至今天，这三大“祖先群体”的DNA仍然是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基因组成部分。

在王传超看来，《智人之路》是在告诉大家，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早在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除了回应2015年的难民危机外，《智人之路》也讨论了瘟疫在过去的传播，如黑死病、鼠疫、麻风杆菌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没有今天的全球化，几千年前，瘟疫也可以横扫整个世界。”他提到，“瘟疫的传播不应该怪全球化，更多的是需要去思考它背后的原因。人类的生活方式由采集狩猎转向农业之后，就给瘟疫提供了一种基础条件——人群开始聚居，开始形成城市。这个可能才是瘟疫可以在人群中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原因。”

杨益民也看到，过去十多年，古代DNA的研究对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都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改变了很多以往传统的观点。譬如，鼠疫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之一，尽管今天爆发的可能性很低，但人们对于它的认识还在变化。“七八年前，我们觉得鼠疫最早来自中国青海地区，克劳泽通过古代DNA发现并不是在青海地区，而是可以追溯到东欧，这对于今天新冠病毒的溯源也很有启示意义——爆发地不等于起源地。”杨益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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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站在DNA的角度看，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伪概念

在《智人之路》中，克劳泽也回应了种族主义，讨论了不同人群的肤色是怎样形成和演化的，试图说明今天所谓的种族只存在于肤色上，在生物学上并没有太多意义和价值。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新石器时代欧洲狩猎采集人群的肤色并不像今天的欧洲人一样白皙，而是近似中非地区或阿拉伯地区人群的深色皮肤。后来之所以演变为浅色，与古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饮食结构的调整和基因突变都有关系。

杨益民指出，《智人之路》虽然侧重讲述欧洲，但实际上也告诉我们，所谓的民族国家，站在DNA的角度就是伪概念，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纯粹的种族和民族。“过去几万年整个欧洲人换血了至少三四次，无所谓土著人，大家都是过客，也许今天有新的难民来了，将来欧洲的血统又可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我想不管怎么变，人群还是会以各种形式进行新的交融。”从这个意义上看，杨益民认为，有些犹太人声称自己的血统纯粹是非常荒谬的，如果去查看他们的DNA，就会发现犹太人实际上也是“混血”的。

另外，在民族学上，也没有人通过DNA来定义一个民族。杨益民补充道：“一般我们说一个民族，是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民族划分带有它的客观性、必要性，但是这个划分并不是为了造成隔阂，只是为了体现文化多样性。”在他看来，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前途是非常堪忧的，无论什么时候，文化之间都应该有广泛的互动和交流。古代中国虽然处于半封闭的环境，但也早在4000年前引入了黄牛、绵羊、家马，后面又有青铜、陶瓷、小麦、大麦等，这些都是外来的技术或物种。“我们的祖先实际上是以非常开放的心态接纳这些外来的东西，进行一些本地化的改造，这才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杨益民说。

王传超发现，现在很多人讨论中华文明、强调民族自豪感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偏颇的理解。“有人把这种强调民族自尊心变成了中国一定要是人类的起源地，全世界的人类都是从中国发源出去的，觉得（民族文化）越老越好。”他曾收到过民科人士的邮件轰炸，指责他“没有民族自尊心”，原因是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中国某个族群里带有百分之几西方DNA的混血。在他看来，中国虽然没有像欧洲经历过几个批次的人群替换，但也一直存在与东西南北之间的不断交流，民族自尊心不一定建立在民族文化“越古老越好”、“都是自己创造的才是最好的”这类观念上。

03 人类现在的反进化是一场非常悲壮的旅程

在袁越看来，《智人之路》更像是一本历史书，而DNA只是书中的论据之一。阅读这部人类进化史也让他开始思考：人类之后还会进化吗？未来人类的进化只用DNA解释就够了吗？“现在DNA领域研究人类进化都集中在ACGT这四个字母上，用它们的排列组合来推断人类的进化，但是现代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这四个字母的排列组合不足以决定我们的性状，决定我们性状的另一个因素就是DNA上的修饰物，比如说甲基化。”

DNA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的现象之一，它是指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改变遗传表现。袁越认为，未来人类的进化大部分应该发生在文化上，而不是基因上。过去人类进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淘汰“差基因”，赢者通吃，因此基因淘汰非常快。当代社会显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靠基因来推动进化，但不同文化依然存在优胜劣汰以及创新的可能性。

杨益民也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仅有生物上的意义，还有文化上的意义。“旧石器时代我们看石器，新石器时代我们看陶器，青铜时代我们看青铜器，铁器时代我们看铁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自然资源应用的形式在不断变化，这些知识也是通过代际之间进行传递的。有一些类似于本能，可以在某些行为中获得，再由某种机制获得性遗传。”事实上，研究人类进化很难单纯依靠古代DNA，还要基于遗传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

从几千年来人的发展历程来看，最近一万年发展的速度明显比过去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发展速度快得多，但知识的积累不一定跟DNA的突变有太大关系。杨益民形容人类这个物种是“厚积勃发”——最早的石器出现在320、330万年左右，但出现农业才是最近一万年左右的事情。因此，当我们探索“人为什么成为人”的时候，除了研究DNA，考古学的参与也必不可少。“考古学涉及（人类）对器物的加工能力，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能力，对矿石、矿物等无机材料的应用，还有对生物资源，包括动物、植物这些资源的利用。这些综合的利用不仅仅强调体质上的演化，可能更强调智力上、技术上的演化，这对于人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他解释道。

王传超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现在其实是在反进化，因为我们有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对抗进化中的“优胜劣汰”，比如利用空调来调节温度，或是生了病去医院救治，很多本应被淘汰的基因便因此保留下来。在他看来，人类的反进化是一场非常悲壮的旅程。“进化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些基因突变产生以后被选择出来，就会决定后面几百年、几千年人的生活。退一步讲，我们是在用人性化，用理性或者感情去反进化。我们保留了一些基因，原因就是出于我们作为人的一种感情。”至于反进化是好是坏，没有人知道，只能等到几千年后让未来的人评估。